紐約大學東亞係張旭東教授在研討會上強調：“紀錄片不是旅遊風光片，不是故事片，紀錄片的性質本身即包含對真實性的理解。具體意義上，我個人希望以後中國人文紀錄片，認清所對應的真實到底是什麼真實，我們過多的可能強調一種真實是在攝影機對面，是我們要去找一個客觀的，或者説是相對於主觀的構件。紀錄片更重要的真實性是紀錄活動本身的真實性。真正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看到《故宮》、《絲綢之路》、《江南》的記錄過程和工作方式，這個真實性可能遠遠大於拍的什麼東西給我們的真實性。可能這個《江南》是不真實的，但是拍不真實的東西，生産手段和活動方式有它的真實性。
紀錄片的真實性相當大程度上存在於紀錄活動本身，更好的紀錄片，不但是紀錄紀錄工作本身，紀錄活動本身的歷史條件，包括政治條件、資本條件、技術條件都反映出來了。年初在紐約第一次看到荷蘭非常有名的紀錄片大師伊文思，他拍的愚公移山系列，一群歐洲左翼，非常理想的文學家，在中國待了三年，我看到非常震撼。當然他們也存在主觀意圖，認為中國文革期間發生非常大的變革，有一種新的人被創造出來，即使從頭到尾懷疑他的意圖，從頭到尾看紀錄片就是挑毛病，説多虛假，但是紀錄片有不容置疑的真實性，主要是從兩個方面表現，一個是讓人自己説話，普通的工人、農民，在互相爭論、相討論，在對著攝像機説話的時候，有一種真實性。另一方面，也就是跟意圖相關的那種真實性。在七十年代的中國，完全由攝影機和人的對話，他是用法語採的，還有一個翻譯，現場明顯不僅是攝像機的介入。外國人到普通中國人家去採訪，攝影機的移動，以及工作方式，鏡頭跟真實世界完全暴露在觀眾眼前。剛好這個工作方式的真實性和攝影機所展示出來的真實性，這裡面的辨證關係，給人的衝擊非常大。我覺得在這一層面上，我們的人文紀錄片做得還不夠。本身的生産機制沒有充分以影像展示出來，而背後更大的能量、效能、局限性也沒有表現出來，最表面的比如文學性、詩意、美，這些都是分散注意力的，反而把本身包含的那種強度（真實性）減弱了。”
責編：王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