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呂新雨教授在研討會上提出：“紀錄片的導演，不可能同時是專家，不可能同時能處理那麼多史料。那麼，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紀錄片他們在史料處理上是非常慎重的。前一段時間《鄭和下西洋》這個片子我非常喜歡，因為它的史料處理得非常好。這是特別有爭議的。沒有任何影像資料，沒有定論的史料存在的，但是他們要做這樣一個片子的時候，他們把所有的史料的來源和爭論，都擺出來了，在過程中他們去考證，比如他們去南洋，去馬來西亞，去看史料所説的東西，影像自身功能就出來了，這個片子本身不會出現，可能不太容易出現像剛才李教授（李伯重）説到的那些問題。我自己沒有判斷史料真偽的能力，這個片子不提供給我這個東西，它只敘述，不説這個史料從哪兒來的，憑什麼拿出這些判斷，所以會給觀眾誤讀。那种經典的敘述是，先設一個套，在片子結束的時候把這個套解開，但是我個人在看的時候，如果不是聽李教授那番話，我可能還是覺得很震驚于他的解説本身。我肯定有懷疑，但是我不敢，我的懷疑沒有立足之處，對這些紀錄片中我們怎麼處理史料的關係，我們能不能把這個爭論擺出來，作為片中一個結構存在。接下來就是和專家的關係，專家在片子裏的出現，是敘述的一種結構，提供兩種功能，一種是提供材料的來源，史料從哪兒來的，是這個專家説的，專家在很大程度上證明史料的來源，也可能強化權威感，解説詞是這樣説的，專家也是這樣説的，是互相印證的方法，基本上人文紀錄片都有大量專家的採訪。
紀錄片，如果是人文類，它的主體性到底在哪，誰闡釋誰的問題。除了專家來説，我們還有沒有通過別的話語來闡釋。比如，像徽州有很多老百姓，他們話語的敘述，他們坐在傳統的村子裏，他們的村子在日漸變化，他們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對徽州，他們對江南，他們的理解怎麼樣，而不是直接把鏡頭，一下就跳過了近百年的革命，歷史的變化，直接跳過去，好像革命之後，或者説革命之後的江南，它還是江南嗎？或者社會主義之後的徽州它還是徽州嗎？如果它還是的話，那我們怎麼樣去理解這個題目中的徽州和江南呢，所以在片子的採訪，或者説個人的故事，這其實也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對專題片，或者我們的一個貢獻，我們重新理解小人物，或者百姓的生活，他們個人的歷史。我們認為這些部分，有沒有可能進入到所謂的人文類，或者説歷史類紀錄片的敘述中來呢，有沒有可能讓所謂精英紀錄片，也開放出一個不同的視角，讓不同視角，能夠進入進來。進入歷史的敘述呢，這也是我的一個看法。”
責編：王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