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尹鴻教授在研討會上談到：“突然人文紀錄片創作一下變成一個趨勢，或者一種現象，其實今天的紀錄片，跟八十年代那一次潮流很不一樣，那一次是在現代化焦距當中，從尋根到反思，最後走到反思，達到一個高潮，是一個全面的以西方文化為參照。後來，發展最高點是以西方文化為參照，來反應中國為什麼沒有走上西方道路。一開始，因為受到日本的紀錄片影響，所以那個時候功利性沒有那麼強。但是後來文化尋根之路功利性很強，在一定程度上，對於全民的文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今天怎麼來評價這個作用。
但是今天，這批紀錄片差不多都是紀錄2000年以後，換句話説就是全球化交易當中出現的這樣一批人文紀錄片，因此它的視野、框架都帶有很大的差異。這個差異性實際上是全球環境之下重新來認知自己的文化傳統，甚至帶有一定程度上，想既向國人闡釋，又向國外人闡釋我們有什麼文化，我們走過什麼道路。因此它呈現出來的觀唸有一定的差異。但是這幾部片子（研討會上播放的幾部）不太一樣，《江南》是文學紀錄片，嚴格來講，它可能帶有更多的對江南的一種文學經驗和文學體驗的東西，用的素材也是文人墨客的。對它的經驗和體現，我們借助山川河流這些美景，這些物質文化遺産，甚至有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産，我們又經歷過一次，體驗過一次，它帶有文學性。而像《徽商》這樣的紀錄片，它更像是所謂的人文紀錄片，它更多帶有文化解讀的意思，而且借用了大量我們現有的思想界，歷史學界的成果，來試圖解讀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和人群，帶有更多人文解讀的意思，當然像《新絲綢之路》更多是探索發現的作品。
這樣一些不同的紀錄片，有幾個不同的方面影響它的敘述。全球化背景不僅僅影響到直接敘述，也影響到學術敘述。關於中國歷史，中國近代史很多敘述當中，都是在全球大框架之下來進行敘述的。這個敘述框架必然影響到我們現有的大量的歷史敘述，歷史學術敘述，歷史實際敘述，很多針對原創的歷史研究。把這樣一些研究借助到了我們的作品當中，因此剛才汪暉談到的那些，他最後説這一句我很贊成，如果思想上，邏輯上的一些缺陷，用今天現代化去反思，當年為什麼沒有走這條道路，走那條道路，這樣一個回述的因果關係，與其説是電視人的一個思維，不如説是我們的學術思維，其實反過來也在影響電視思維。這一點上來講，電視沒有太高的原創空間的。因此這樣一個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對學術的影響，反過來也呈現在作品當中，大家對這些讀解，都會有不同的看法，這也是另外一個邏輯，就是它本身的，大眾邏輯在敘述上本身的呈現性，大眾媒介本身區別於一個因果的先行解讀，所以它比較容易接受在學術研究當中那些比較明晰的，因果結論那種學術見解。這是説，它是在大眾傳媒上呈現的。
因此必然帶有一些大眾媒介對它的影響，包括現在我們看的這些作品，高度的追求故事化，高度的追求體驗性，在一些現實當中我們會還原過去人民的想象和情感，但這種還原在多大程度上是歷史的，更難講。這是我們在替他們想象，但是這種影響，這種想象性，體現性，故事性，細節性的東西，它是電視本身這樣一種敘述形態，又帶給他的外在表現方式。但是正是這種方式，一方面我們可能説，搞歷史的人可能會覺得它失去的一些嚴謹性，我們覺得他的想象本身這個因果關係，有偶然性，我們把它必然想象成是這個樣子，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想象，有不同的偶然性。但是，由於我們的電視呈現，我們希望它是一個明晰的想象呈現出來，所以在專家當中，我們會懷疑這樣一個現性的因果想象會不會成立，有另外一個大的作用，就是大眾的接受。
尤其從普通大眾，其實更多批評來自於學術界，而不是大眾，學者的話語系統和大眾的話語系統是不一樣的。充分相信這個事件的開放性的話，大眾能接受，大家可能不能接受，反過來講，我們今天這樣的解讀是有歷史必然性的。我們很難每一次解讀就真的接近歷史本身，接近歷史真相的本身，今天我們在這樣一個語境下解讀，而且得到了觀眾的認可，我覺得可能在解決我們今天的一些文化的焦慮。但是這些作品當中本身那種有一些故事化的傾向，比如《江南》有唯美的，或者有一些表層性的東西會比較多，那麼技術上的一些問題，當然還可以有探索的一些空間。包括像《故宮》，通過高技術來完成的一些畫面，帶有很強的展示性的畫面，我們怎麼來處理。處理這些畫面的時候，既要有它的視覺呈現的直觀性，另外又有歷史感，又要有歷史沉澱的感覺，這些需要更多的探索，所以從事電視和從事文化研究的，各種廣義上的人文學科研究的人，這麼來交流，人文紀錄片更好的吸收學術，找到一個平衡點，找到不同的邏輯之間的平衡點，可能就是我們的價值和意義。”
責編：王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