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徽州》、《徽商》策劃、總撰稿人楊曉民先生在研討會發言中指出：“不論中國還是歐美，對他們一些重要的歷史文化現象，都可以從全球化背景來思考。電視表達也不能是單一的視角，電視表現手法，比如，紀實、情景再現等一些技術層面的東西固然重要，但是技術不是唯一的，我感覺主要看傳播效果。電視是大眾傳媒，因此做《徽商》時，我們想如果還是用一些唯美的、意象化的表達方式就沒意思了，財富傳奇故事的敘述方式也很難。現在電視習慣於以講故事的方法來做，但是徽商的故事沒法講，因為過去商人地位很低，商人蓋了一個祠堂，族譜中才記下一個名字，商人是沒有資格進入族譜或歷史的，在封建社會，商人地位很低。那麼《徽商》怎麼講，講什麼，我們思考了很久。五年前，我們拍了一部通過單位的視角來解析中國當代社會變革的片子。那個片子很成功，通過單位的工資、評職稱、調動、流動，看當代人對體制依賴的減弱，關注中國社會二十多年的社會變革，整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轉型，那是通過講故事的方式。
而在《徽商》的拍攝中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完整的徽商家族或徽商經營的故事。《徽商》找不著人，怎麼辦？我認為還是應該側重於思想。我們想通過《徽商》這一經濟現象看中國五百年來政治、經濟、文化的轉型。我個人認為，中國明清時期非常關鍵，如果明清時期轉型成功了，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會非常大。所以從這個視角，從《徽商》的成功與失敗來觀察中國，15世紀以後社會轉型的可能性，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就是看中國有沒有産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可能性和條件，並把這一點放大。因此，我們就把《徽商》作為個案，來洞察中國制度的、文化的一些內在轉型因素，包括失敗的原因。比如在《徽商》中，徽商們要做海上貿易，即海商，就要反抗朝廷的禁海政策，有的就成了歷史上的“倭寇”，當然這一現象很複雜，很多人認為徽商是中國海外貿易的先行者，當時的中國航海技術很發達，完全有條件成為海上強國。然而，中國人的海上貿易失敗了，徽商沒有出路，他開始轉向官商。官商主要是鹽商，他從海上走不通，就回到了官商。
另外，在《徽商》的創作上，還講了商業資本利潤的封建化過程，即使封建社會的商人賺了很多錢，他也不是純粹的商人，他還是士農工商中的末民，更沒有將其利潤轉換為産業資本的動機。當時沒有法制，沒有私産保護，皇帝一句話就可以沒收掉商人的全部資産，所以徽商們賺到錢以後就回家蓋房子，修祠堂，他無法擴展為産業資本，走産業化之道。有一些票號，很原始的票號，沒有形成金融資本。他們的利潤去幹什麼呢，去修橋，或不自願的捐贈。徽州商人的利潤還有一部分就花在官場的交易上，還有很多是奢侈性消費，如養家班，還有吃喝嫖賭之類，當然也有一部分流向文化藝術領域，形成了著名的“徽派文化”。還有小部分開始轉型了，但基本沒有成功。爹做生意，兒子科舉做官，還有一條是拿錢買出路。商人沒成為資本家，成了地主，士人。這樣子中國近代社會轉型是失敗的。所以我們從大的歷史的視角，從《徽商》的成功失敗，來看中國明清的社會轉型，甚至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艱巨性與複雜性。
責編：王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