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自始至終參加和組織指揮了紅軍長征，又在長征中最重要的歷史事件——遵義會議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勝利的壯麗史詩中，永遠流傳和吟唱著周恩來的偉大業績。在中國共産黨和中國革命勝利的歷史豐碑上，永遠鐫刻著周恩來的卓著功勳。他為長征做了大量細緻具體的準備工作，長征初期為紅軍突破敵人封鎖線作出了重大歷史貢獻。
“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①在“三人團”內部，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施。主力紅軍退出中央蘇區，這是一個大行動，其組織實施是極其細緻具體的工作。周恩來一方面努力做好各項工作，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在自己職權所及範圍內儘量地為革命負責，對錯誤路線及其決定進行一定的抵制和糾正。如在幹部走與留問題上，周恩來堅持毛澤東等同志隨中央紅軍長征，並堅決反對將年高體弱傷病的領導同志分散到野戰部隊去，為黨保存了一批重要領導幹部，應該説這也為我黨通過中央政治局會議糾正“左”傾路線錯誤，結束“左”傾領導，形成第一代領導集體，獨立自主，實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埋下了伏筆，奠定了組織領導基礎。
長征前夕，周恩來以其過人的機敏，指導了與廣東軍閥陳濟棠的秘密談判，在圍堵的“鐵桶”上打開一個缺口，使紅軍長征初期能夠較順利地突破前三道封鎖線。蔣介石一貫在對付紅軍作戰中削弱地方與非嫡系勢力。陳濟棠是廣東地方實力派，他明白蔣介石要利用他消滅紅軍，同時削弱他。“為了保存實力，陳濟棠在我黨共同抗日主張的號召下，派人找到我們紅軍的一位高級將領在廣州的親屬，要他向周恩來傳話。”②周恩來和朱德對此非常重視，決定利用談判與陳達成友好協議，以利用蔣陳矛盾，創造對紅軍有利的形勢。1934年9、10月間，在周恩來的主持指導下，我方談判代表何長工和潘漢年與陳方代表進行了秘密談判，最後達成了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相互通商和必要時互相借道等協議。這樣，在紅軍戰略轉移時陳濟棠以不侵佔廣東地盤為限，按約後撤20公里，使紅軍未經較大戰鬥通過了封鎖線。“事實證明，我們能夠如此順利、迅速地通過陳管區，是我們與陳濟棠的統戰工作分不開，所達成的五項協議起了作用的，使蔣介石的一、二、三道封鎖線落了空。”③長征開始後，周恩來經常深入前線，直接指揮作戰，特別是湘江戰役後險象環生的形勢下，周恩來毅然挑起了重擔，承擔了實際的領導和指揮責任。
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遵義會議是長征中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一般認為，王稼祥、張聞天對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起了重要作用，特別是毛澤東在七大選舉時就此專門講了話，肯定了他們認識到“左”傾軍事路線錯誤，轉而支持毛澤東正確路線對開好遵義會議的作用。而長征的主持籌劃工作是由“三人團”負責的，它的成員對長征紅軍行動擁有決定權。周恩來就是“三人團”成員之一，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在當時的中共中央和紅軍中地位重要又特殊。周恩來以其實際參與領導紅軍長征和直接指揮作戰的核心領導人的特殊身分和地位，對遵義會議的召開更是作出了自己特殊重要的貢獻。毛澤東曾對賀子珍説：“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④可見，周恩來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歷史轉折的關鍵領導人。
在通道和黎平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轉兵意見，對紅軍擺脫敵人圍追堵截，得到開會的基本條件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遵義會議是在被斯諾稱為“舉國大遷移”的戰略轉移行動中召開的，開會的最基本條件就是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紅軍突圍轉移時，蔣介石在紅軍前進的方向上，設置了四道封鎖線，調動40萬兵力，幾十架飛機，實行圍追堵截，決心徹底消滅中央紅軍。而紅軍戰略轉移初期呈現出甬道式“大搬家”形式，部隊不能靈活機動取得戰鬥的主動，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特別是湘江一戰後，部隊損失慘重，且疲憊不堪。李德仍“堅持按原計劃行動，把已經遭到慘重損失的三萬多紅軍，朝十幾萬強敵的虎口中送”。⑤“博古同志感到責任重大，可是又一籌莫展”。⑥“三人團”中只有周恩來冷靜地、以負責任的態度思考紅軍的行動方向。在被李德稱為“飛行會議”的通道會議上，周恩來以其在中央的特殊地位和會議主持人的身分堅定地、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轉兵西向的主張，使這一正確主張不僅被中央領導人多數接受，而且成為紅軍行動的實際指導方向。李德在《中國紀事》中憤憤地説：“這次他（指毛澤東）不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還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澤東的建議被通過了。”⑦足見周恩來意見的作用。會後，周恩來具體部署和指揮了轉兵貴州奪取黎平的戰鬥行動，使紅軍轉兵迅速成為現實。由於通道會議並未形成正式決定，而且博古、李德仍執意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關於戰略方針的爭論仍在繼續，這就是周恩來説的“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於是佔領黎平後，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再次舉行會議討論。作為當時黨和紅軍工作的實際主持者，周恩來“決定採取毛主席的意見”，⑧周恩來的這一決定非常關鍵，因而形成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的決定》，明確指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⑨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方針，確定了新的行動方針。這一方針非常重要。“既使紅軍避敵重兵，免遭滅頂之災，又能放開自己的手腳，打運動戰，主動消滅敵人”。⑩正因為有這兩次會議的正確決定，紅軍才開始擺脫圍追堵截，獲得了長征以來最長的休整時間，得到了開會的基本條件，即相對穩定的環境和寶貴的時間。若沒有周恩來在這兩次會議上作出果斷決定，是不可能有條件召開遵義會議的。
在排除李德的錯誤指揮中起了關鍵的作用。遵義會議是一次檢討軍事路線和軍事領導的會議，沒有會前對“左”的軍事路線錯誤的認識，是開不好遵義會議的。不排除錯誤的軍事領導也是難以開好的，於是排除李德的錯誤指揮成為遵義會議的又一重要條件。周恩來在這一斗爭中同樣起了關鍵的作用。周恩來曾説：“經過不斷鬥爭，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這樣就開好了遵義會議。”排除李德的指揮權是從湘江戰役後就開始的，伍修權説：“當時李德已經無法全面指揮，只能根據各部隊來的電報提出意見，真正在部署作戰行動的是周恩來同志。”李德本人面對艱難險惡的軍情“驚慌失措，一籌莫展”。12而周恩來主持的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則通過黨的決議的形式否決了李德的錯誤方針，完全採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對李德的指揮權提出了尖銳的挑戰。但李德仍頑固堅持其錯誤主張，於是中央不得不于1935年1月1日召開猴場會議，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渡過烏江後的行動方針的決定》，重申黎平會議的正確決定，其中明確指出：“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13開始糾正“三人團”處理一切的不正常狀態，恢復軍委的集體領導，並要求軍委向政治局負責任，這就基本排除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從此毛澤東的思想在軍事指揮中起作用了，而落實體現和“具體指揮的則是周恩來同志”。此外，周恩來還為遵義會議做了許多具體工作。他精心組織和部署了這次不同尋常的會議，進行了週密的安排和組織工作。進佔遵義後，更是精心安排會議議程，擬定並通知參加會議人員，組織紅軍各軍團進行戰略展開，以確保會議安全。可以説周恩來是遵義會議的組織者，稱職的“秘書長”。
為遵義會議的成功發揮了重要作用
遵義會議以勝利的重要會議載入史冊，成為中共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開端，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形成的起點，中國革命也因此開始了新的轉折。這次會議的勝利是黨和紅軍領導人對革命事業的卓越貢獻，其中特別是周恩來。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不久，特別肯定了周恩來對遵義會議的貢獻，他對紅一師領導同志説：“最近黨中央召開了遵義會議，這個會議開得很好，解決了軍委的領導問題。這次會議所以開得很好，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15聶榮臻在回憶中也説：“周恩來、王稼祥同志他們兩個人的態度對開好遵義會議起了關鍵的作用。”16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為紅軍確立正確的軍事路線起了關鍵的作用。遵義會議對軍事路線的認識是從認識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開始的。在會上，博古做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根據當時形勢，對軍事上的錯誤作了一定的檢討，但對“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及其危害缺乏認識，對長征以來軍事指揮的嚴重錯誤缺乏認識。他過分強調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完全不反思自己，不承擔領導責任，為自己的錯誤作辯護和解釋。周恩來則在會上做了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軍事指揮和軍事路線，他對“左”傾錯誤的批判已經體現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這樣一個重大的會議上，周恩來“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表現出嚴於責己，寬以待人的態度”。這與博古截然不同，連李德都感覺到了，他説：“博古把重點放在客觀因素上，周恩來則放在主觀因素上，而且他已經明顯地把他自己同博古和我劃清了界限。”18在毛澤東發言後，周恩來旗幟鮮明地表示贊同毛澤東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的分析，贊同毛澤東對“左”傾領導者在戰略轉移和突圍行動方面的錯誤的批評，贊同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的戰略戰術的闡述和毛澤東的軍事路線。李德氣惱又無奈地認為這是周恩來“公開地倒向了毛澤東”。19周恩來鮮明的態度和觀點在會上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以負直接責任的身分表明的態度顯然是有很大感染力和説服力的，促使不少同志對“左”傾錯誤有新的認識，一致贊成毛澤東的主張，開始了軍事路線的重大轉變。
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全力推舉毛澤東領導中央紅軍，對確立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遵義會議後，周恩來又全力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保證了黨和紅軍領導核心的穩固。在遵義會議這樣的形勢下，“三人團”已名存實亡，而且“三人團”的領導方式在黨內生活和實施領導上是極不正常的，不能繼續保存。博古、李德拒不承認錯誤，已不適宜也不可能承擔領導責任。對紅軍的軍事路線持有正確觀點，並已為大多數領導人所接受的毛澤東還在政治局常委之外，為了推行毛澤東正確的軍事路線及正確地指導紅軍作戰，保證紅軍戰爭的勝利，周恩來“全力推舉毛澤東同志領導我軍的今後行動，他的倡議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積極支持”。20周恩來的全力推舉使毛澤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開始參與決策。會議還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此後，常委分工時又“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21這樣毛澤東以常委的身分進入了軍事指揮，以後在行軍途中又經調整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毛澤東、王稼祥為成員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這是當時的最高統帥部。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進入這個統帥部就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毛澤東成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奠定了基礎。這是周恩來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形成所作出的突出貢獻，中國革命的轉折也由此開始。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並未立即被大家完全接受，甚至一度産生過懷疑和不理解，也産生過抱怨。周恩來進行耐心地解釋、説服工作，有時也批評錯誤意見，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也維護了毛澤東的威望和領導地位。集中反映在兩件事上：一是打鼓新場一仗打與不打的問題，遵義會議後，軍事指揮變為紅軍的作戰行動要經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討論，這樣雖然可以發揮大家的才智，但也帶來新問題，對許多具體問題爭論不休，使指揮員難下決心，難以部署，對紅軍作戰不利。1935年3月，就打鼓新場要不要打的問題開會討論時，毛澤東經分析主張不打，但大多數人同意打，毛澤東的意見被否決。毛澤東以大局為重，半夜找到了周恩來，周恩來認真思考後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後來敵情通報證明毛澤東的判斷是正確的，使紅軍避免了一次重大損失和危險。二是遵義會議後四渡赤水時，紅軍隊伍中和紅軍領導人中的思想波動。四渡赤水是在雲貴川邊界地區機動作戰，與數倍于己的優勢敵人週旋，東西馳騁千里，南北往返數次，聲東擊西，調動敵人，妙趣橫生，精彩紛呈，被譽為戰爭史上的奇觀。擺脫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渡過金沙江，奪取了戰略上的主動權。但由於數月連續行軍作戰，迂迴穿插，部隊很疲勞，加上行軍多，打仗少，於是有人抱怨，有人不理解，最嚴重的是林彪懷疑甚至否定毛澤東的指揮。為了統一作戰指導思想，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會理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周恩來讚揚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藝術，支持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批評了林彪的錯誤思想，維護了毛澤東的地位和威望，也維護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團結和鞏固，使由此形成的中央領導集體穩固堅強，因而帶來中國革命的重大轉折。
遵義會議後周恩來與毛澤東共同組織指揮了工農紅軍的長征
1．確定了紅軍的戰略方針並貫徹執行，指揮紅軍取得了重大行動的勝利。
周恩來是確定紅軍北上戰略方針的重要核心領導人。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但長征紅軍的出路問題仍尖銳地擺在新的領導人面前，最重要的問題是紅軍要有明確的戰略方針指引戰略方向。遵義會議後黨中央關於紅軍戰略方針曾經有過幾次變化，直到兩河口會議上才確定了北上川陜甘的戰略方針。這個戰略方針是根據形勢變化，以有利紅軍，有利創建新根據地而確定的，它由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中央和軍委領導人醞釀提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為統一戰略思想，討論和決定戰略方針而召開的兩河口會議上，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作了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提出並詳細解釋了北上川陜甘的戰略方針。會議經充分討論，肯定並通過了周恩來提出的戰略方針。正是在這一戰略方針的指導下，紅軍繼續北上。這與紅軍長征的戰略總方針——“北上抗日”正相吻合。在北上過程中，根據新的形勢，經沙窩會議和毛兒蓋會議將戰略方針做了具體調整，將戰略方向放在西北，並最終經俄界會議和榜羅鎮會議決定立足陜北。長征萬里，無後方流動作戰一年之久的紅軍終於找到了戰略轉移的落腳點，同時完成了中國革命重心的北移，得到了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並因而得到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前進根據地。
周恩來與毛澤東共同指揮了紅軍的重大行動，取得了勝利。可以説遵義會議後，紅軍的重大行動都是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共同指揮下進行並取得勝利的。中央三人指揮小組成立後，周恩來不僅是紅軍行動的決策者，而且是戰役戰鬥的具體準備和組織實施者。當時擔任紅九軍團政治部主任的黃火青回憶説：“我們打勝仗靠的是毛主席戰略方針路線，但每次戰役佈置，使戰爭勝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揮。”22當毛澤東的主張還不被大家理解和接受時，周恩來則出面進行協調，作説服工作。由於周恩來在紅軍幹部中有很高威信和較大影響，他又謙虛、誠懇、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加上他天才的協調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語言藝術，他的工作使紅軍行動的重大決策得以順利實施。在周恩來與毛澤東共同指揮下，中央紅軍通過四渡赤水戰役、大渡河戰役而迅速北上，實現了與紅四方面軍的勝利會師，以後繼續北進，戰勝了嚴酷惡劣的自然環境，實現了紅軍的戰略方針。周恩來還堅強地戰勝了疾病，以自己戰勝疾病與自然的意志和精神，鼓舞、激勵著紅軍戰士，勝利完成了長征。
2．與張國燾分裂主義展開堅決的鬥爭，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保證了紅軍長征的勝利。
兩河口會議確定了北上川陜甘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認為這是抗日的需要，紅國發展的需要，也是切實可行的。6月29日，周恩來根據這一戰略方針代表中革軍委制定了《松潘戰役計劃》，但張國燾會後卻在暗中醞釀和推行他的南下主張，他還以“組織問題”為藉口，向黨中央伸手要官要權，並拖延執行北上方針和戰役計劃。周恩來從顧全大局，加強兩軍團結，實現北上方針出發，主動提出辭去紅軍總政委的職務，讓與張國燾。但張國燾仍藉故拒絕執行《松潘戰役計劃》，致使紅軍失去了奪取松潘的有利時機，不得不改變北上路線。1935年7月21日至22日，為增強黨和兩大主力紅軍的團結，統一部隊的組織與指揮，中共中央召開了蘆花政治局會議，回顧紅四方面軍的歷史，總結其經驗與教訓。周恩來在發言中肯定了紅四方面軍取得的成績，同時也誠懇嚴肅地對張國燾的錯誤提出了批評，督促張國燾在總結經驗教訓中認識中央的正確主張，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張國燾勉強率紅四方面軍北上。
當紅一、四方面軍進至毛兒蓋時，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會議，重申北上川陜甘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周恩來在會上明確指出，我們的最高原則是作戰勝利，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一致，所以要將問題儘量提高到最高原則上來解決。針對張國燾的錯誤，周恩來強調，從今以後，全黨全軍要有一致的行動，堅決維護和執行黨中央的戰略方針。周恩來本人則模範地維護和執行了黨中央的戰略方針。以後，周恩來因病未能出席毛兒蓋會議，但他堅決執行了黨中央的決定，按中央要求，率領右路軍北上佔領了包座，打開了向甘南進軍的門戶，為創建川陜甘根據地打下了基礎。當張國燾拒不執行中央北上戰略方針而一意南下時，周恩來與之堅決鬥爭，他同毛澤東等人討論後聯名電告張國燾，“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極端不利。”23由於周恩來立場堅定，態度鮮明，堅決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被中央委以指揮右路軍的責任，又在俄界會議上被一致推舉為負責軍事領導的中央五人團成員之一。當張國燾公然分裂黨和紅軍時，周恩來同中央領導人一起，採取果斷的措施，及時的行動，脫離了危險。以後在周恩來及黨中央領導人的多次挽救和積極爭取下，張國燾終於率領紅四方面軍北上，從而使兩支主力紅軍保持了團結和統一。
為紅軍落腳陜北和主力紅軍會師奪得長征的完全勝利做了大量工作
在執行北上戰略方針過程中，中央根據形勢的變化，對戰略方針做了相應的積極的調整，最後確定紅軍落腳陜北，建立鞏固的陜北根據地。周恩來為紅軍落腳陜北，主力紅軍會師，粉碎國民黨對紅軍的軍事圍剿政策，從而勝利完成長征；為建立西北統戰局面，使陜北成為民族解放戰爭的根據地，從而開始國內革命戰爭向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做了大量工作。
首先，周恩來與毛澤東等領導人一起，指揮了粉碎敵人圍剿陜北的直羅鎮戰役，為黨中央把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一個奠基禮。在下寺灣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分工負責組織局，主要做黨的工作，在軍事行動中負責後方軍事工作。但毛澤東堅持認為前方需要周恩來，於是中央同意周恩來暫與毛澤東一起到前線。在隨即成立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周恩來擔任副主席，與毛澤東一起指揮了直羅鎮戰役。戰前，周恩來參與了軍事決策和戰役部署，組織團以上幹部實地察看戰場地形，他親自組織制定了作戰部署，並親自佈置戰役打響後的救護、後勤保障等工作。戰鬥打響後，他與毛澤東等親臨前線指揮作戰，甚至親臨前沿陣地。這次戰役的勝利，打亂了蔣介石進攻陜北的計劃，粉碎了蔣介石對陜甘蘇區的圍剿。
其次，周恩來與毛澤東一起糾正了陜甘蘇區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和紅二十五軍中遺留的鄂豫皖蘇區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克服了內部的政治危機，團結了十五軍團和陜北的幹部群眾。黨中央專門組織了領導小組，調查處理，平反冤案。周恩來與毛澤東一起看望了被釋放的紅軍指戰員，他還專門就劉志丹被捕一事作了説明，高度讚揚了劉志丹等同志的功績，讚揚了陜北根據地的軍民，他號召大家要吸取教訓，同時要胸懷寬廣，顧全大局，加強團結，一致對敵。此後，周恩來又受黨中央委託，分別找受過委屈的同志談話，鼓勵他們為革命、為人民顧大局，建功勳。
第三，周恩來與毛澤東一起決策指揮了東征和西征，使陜北根據地在發展中得到了鞏固。進入陜北，雖然得到了根據地，但根據地的條件是有限的，仍有許多困難，黨中央決策在發展中求鞏固，為此組織了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由毛澤東親率東渡黃河，抗擊日寇。周恩來負責後方工作，為東征勝利及回師做了許多細緻的策應工作，如主持做好東北軍的工作，消除東征紅軍的後顧之憂，指揮留守部隊保護渡口，準備船隻，迎接東征軍勝利回師。東征軍回師不久，周恩來又協助毛澤東指揮了西征，迎接紅二、四方面軍，終於在1936年10月，實現了三大主力紅軍會師。
第四，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迎接二、四方面軍，為會師後的三大主力紅軍團結一致，開拓革命新局面作出了貢獻。迎接二、四方面軍的任務非常艱巨，一是經過長途跋涉的二、四方面軍十分疲憊，而敵情卻緊急又嚴重，蔣介石調集重兵進攻，欲乘紅軍立足未穩給以殲滅性打擊，特別是兵強馬壯，裝備精良的胡宗南軍已逼至山城堡地區。二是由於張國燾長期欺騙宣傳，四方面軍一部分指戰員對中央缺乏了解，有的甚至心存疑懼，張國燾更是心懷叵測，處理稍有不慎，後果不堪設想。周恩來首先部署指揮一、二、四方面軍相互配合進行了山城堡戰鬥。經一晝夜激戰，殲敵一個多旅，余敵倉皇后撤。山城堡戰鬥是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的第一仗，也是三大主力紅軍結束長征的一仗，打好這一仗對紅軍長征劃上圓滿句號意義重大。完全粉碎了國民黨對紅軍的軍事圍剿政策，為最終結束國內戰爭創造了條件。張國燾説：“這次戰爭，周恩來的貢獻最大。”24周恩來還花費了大量時間看望四方面軍指戰員，利用一切機會向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介紹中央紅軍到陜北一年來形勢的巨大變化，使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了解了中央和中央的精神，解除了他們的疑懼，理解了中央的政策，使會師的紅軍消除了隔閡，增進了團結，形成了執行中央政策的力量，形成了奪取勝利的力量。
最後，周恩來做了大量統戰工作，為形成西北統戰局面作出了貢獻，使陜甘根據地切實成為抗日救國的前進陣地，使紅軍長征最終以實現“北上抗日”的戰略總方針而告勝利。抗日是我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東北時就提出並向全國公佈的主張，“北上抗日”是紅軍長征的出發宣言，是紅軍長征的戰略總方針，紅軍由此走向抗日的前沿。1935年6月15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共同發佈了《為反對日本併吞華北和蔣介石賣國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佔華北，反對蔣賊等賣國，堅決對日作戰，恢復一切失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當紅軍東征時，周恩來坐鎮陜北，一方面做東征後方工作，另一方面積極做張學良的工作，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勞作。周恩來執行瓦窯堡會議確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對東北軍被俘官兵做了大量教育工作。為了爭取和團結張學良，周恩來還冒著生命危險，前往國民黨暗探和土頑武裝密布的東北軍防地延安，同張學良進行秘密會談。通過開誠布公地交換意見、交流思想，張學良迅速走上了聯共抗日的道路，西北統戰局面迅速形成。同時在會談中，周恩來也敏銳地意識到蔣介石在各方敦促和逼迫下亦有抗日可能，而且只要蔣介石不公開降日，對蔣介石的態度將關係到能否建立全國範圍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根據周恩來的分析和建議，中共中央開始放棄“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逐漸改反蔣抗日為逼蔣抗日，向聯蔣抗日以及國共合作邁進，從而使全民族統一戰線走上了現實的實現道路。
總之，周恩來是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的重要參與者和領導人，他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和取得成功作出了特殊貢獻，為紅軍長征的勝利進行和圓滿完成付出了艱苦的努力，起了重要作用。周恩來為挽救中國革命，實現中國革命由危轉安、由敗轉勝的歷史性轉折，為挽救中國共産黨，開始和實現中國共産黨歷史性飛躍所作出的貢獻將永垂青史、光耀韆鞦。周恩來同志在遵義會議勝利召開和紅軍長征勝利進行中所表現出的偉大無産階級革命家的光輝風範和崇高品德，是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寶貴精神財富，它必將永遠激勵我們為偉大共産主義事業奮鬥。
責編：王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