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渡河東征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結束了戰略轉移，將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和民族抗戰的出發點放在了大西北。

　　當時，日本導演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正在進行，華北五省已名存實亡。國民黨政府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調動幾十萬大軍對陜北蘇區大舉進犯，妄圖乘中央紅軍立足未穩之際，一舉消滅。

　　陜甘蘇區是全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經濟落後，交通閉塞，蘇區的鞏固與發展受到很大限制。而這時的中央紅軍減員極大，裝備極差，亟需擴紅籌款，休整補充。陜甘蘇區，不僅無法解決紅軍的燃眉之急，也難以供養大批部隊和機關。

　　1935年12月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和政策。確定了軍事戰略的基本原則：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對日作戰；擴大紅軍。軍事部署和作戰行動放在“打通抗日路線”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個基點上。具體步驟是：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在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

　　對紅軍隊伍進行了整編，將中央紅軍與陜北紅軍合併整編為紅一方面軍，下轄紅15軍團、紅1軍團，共1.3萬餘人。將地方武裝，分別整編、擴充，組建紅28軍、紅29軍及“黃河遊擊師”。

　　1936年1月15日，簽發了“關於紅軍東進抗日及討伐賣國賊閻錫山的命令”，各路東征部隊進行渡河準備。1月31日召開軍事會議，研究和部署了東征的行動路線，組建“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將紅28軍、紅1軍團、紅15軍團分為左、中、右三路大軍，待命東征。黃河遊擊師負責保持主力紅軍與後方的交通聯絡，紅29軍擔任後方留守。

　　黃河天險為晉軍嚴密封鎖，在近千里的黃河防線上，修築高碉、暗堡一千余個，各碉之間距離以火力能夠互相交叉為準，兵力達四個獨立旅之多。黃河東岸各城鎮駐有重兵，構成阻抗紅軍向縱深發展的第二防線，並隨時增援各個渡口。依託呂梁山區的山隘要道，構成阻擊第三道防線。

　　1936年2月20日，正式下達渡河命令，紅軍從北起綏德的溝口、南到清澗縣的河口百餘裏的渡口，同時發起攻擊。紅軍突破黃河天險後，即分兵數路，長驅東進：一路進佔義牒，圍攻石樓；一路攻克留譽，進逼中陽；一路沿河北上，進襲柳林。

　　閻錫山急調駐守汾陽、孝義的周原健獨二旅馳援中陽，駐守隰縣的203旅增援石樓。2月25日，紅一軍團經一夜激戰，敵獨二旅三千余人全部被殲。增援石樓的203旅一營晉軍，也在隰縣西北的蓬門，遭到紅15軍團迎頭痛擊，敵官兵二百餘人當場被俘。

　　關上、蓬門大捷，紅軍擊潰了晉軍在呂梁山區設置的“中間阻礙地帶”，取得了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地位，紅軍兩大主力在大麥郊地區會師。紅軍主力，準備東進兌九峪，穿過同蒲路，開赴河北抗日前線。

　　閻錫山急調兩個縱隊共8個旅的兵力，集結于汾陽、孝義、隰縣地區，準備在孝義以西的兌九峪地區與紅軍主力決戰。同時又嚴令同蒲路沿線晉軍加強防守，將東征紅軍圍堵于同蒲路以西的呂梁山區。

　　3月6日至8日，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分析了紅軍東渡以來的形勢，調整了作戰部署。決定：“第一期以經營山西為基本戰略方針”；要堅決貫徹“以發展求鞏固的原則。目前是普遍摧毀反動基礎，普遍發動群眾，猛烈擴大紅軍，各個消滅敵人。”會議具體討論了兌九峪戰鬥的部署，決定集中優勢兵力，在兌九峪一帶重創閻軍，掃清東進抗日的道路。

　　3月8日，作戰命令正式下達，在長達20里的兌九峪谷地佈下了一個三面埋伏的袋形陣地，靜候敵軍自投羅網。3月9日，晉軍第二縱隊首先向兌九峪以西之大麥郊、陽泉曲推進。晉軍第三縱隊協同動作，201旅連夜進佔原莊、羅巴溝一帶山頭陣地，準備于拂曉時分配合楊效歐部發動突然襲擊。3月10日清晨，紅軍主力突然從左、中、右三面發起攻擊，同時派出快速騎兵向兩翼包抄，試圖切斷晉軍李、楊兩部的聯絡，分割包抄，各個殲滅。晉軍各部倉促應戰，負隅頑抗，十余架轟炸機狂轟濫炸，輪番助戰。由於紅軍攻勢猛烈，晉軍漸漸不支。閻錫山急調兩個團從太原乘車趕來增援。同時又命令第四縱隊、第一縱隊，向紅軍側翼進擊，威脅紅軍後路。晉軍總兵力達3個縱隊，15個團之多。兩軍從日出打到午後，一直處於對峙狀態，戰況十分激烈。

　　由於紅軍過河不久，沒有根據地依託，加之地形不利，武器裝備較弱，要一口吃掉這麼多敵人確有困難，於是毛澤東和彭總當機立斷，命令紅軍撤出戰鬥。為保存實力，閻錫山也于當晚命令部隊撤出兌九峪地區，放棄捕捉紅軍主力進行決戰的計劃，將晉軍主力集結佈防于汾陽、孝義、靈石、介休一帶，沿同蒲路和汾河堡壘線嚴密設防，防堵紅軍東進北上，等待援軍的到來。

　　兌九峪戰鬥之後，紅軍兩大主力撤至大麥郊地區進行休整，伺機東進。此時蔣介石應閻錫山的請求，從洛陽、徐州、武漢等地抽調七個師的兵力，兵分三路，入晉增援，閻錫山也積極調兵遣將，企圖配合中央援晉大軍將東征紅軍圍困于晉西一隅的呂梁山區。

　　針對這種情勢，紅軍總指揮部于3月12日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議，決定兵分三路，迅速東進、南下，發動群眾，擴大籌款，創立河東革命根據地，積蓄抗日力量。具體的行動方案是：毛澤東和葉劍英率總部特務團和紅30軍作為中路軍，繼續轉戰于晉西；紅15軍團揮師北上，直搗太原，以牽制調動晉軍主力，相機挺進綏遠、察哈爾抗日前線；紅1軍團則南下河東，發動群眾，擴紅籌款，相機分兵上黨，挺進河北抗日前線。

　　3月16日，15軍團率先行動，圍攻靈石縣城，作出了包抄汾、孝之敵，突破同蒲路的態勢，掩護1軍團向南行動。1軍團也于16日開始動作，以急行軍進逼同蒲鐵路，于3月18日攻佔南同蒲線樞紐——南關車站，將同蒲路攔腰斬斷，而後星夜兼程，長驅南南，包圍洪洞、趙城，奔襲臨汾，于4月1日攻佔了襄陵縣站。之後，紅1軍團又兵分三路繼續南下：紅4師活動於汾河、同蒲路以東之古縣、安澤、浮山一帶，先頭進入沁水、高平境內；紅2師沿汾河西岸進抵新絳、侯馬，而後揮師西進，直趨鄉寧、大寧；紅1師及軍團直屬機關居中策應，積極活動於霍縣、洪洞、汾城地區。整個河東大地，北起霍縣，南到侯馬，除同蒲路沿線的幾個孤立據點外，廣大鄉村都佈滿了紅軍。紅軍所到之處大力發動群眾，宣傳抗日救國，積極籌款擴紅。從3月中旬到4月底，短短一個多月即籌款40萬元，擴紅7000余人，組織地方遊擊隊20多支，創立了20多個鄉、村蘇維埃政權，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種。

　　紅15軍團穿越同蒲鐵路，突破汾河堡壘防線，轉戰汾陽、孝義，圍困交城、文水，先頭騎兵連抵達晉祠、小店，威脅省城太原，迫使閻錫山將晉軍主力由晉西南撤回，保衛太原，圍堵紅15軍團，從而有力地配合了晉南、晉西紅軍的戰略行動。3月下旬，15軍團由交城縣岔口揮師西向，轉戰于古交、樓煩、靜樂、嵐縣、興縣、岢嵐，發動群眾，擴紅籌款，創立蘇維埃政權，把晉西北地區鬧了個天翻地覆。

　　這時，紅28軍奉中央軍委命令，在興縣羅峪口渡過黃河，進至晉西北地區，與紅15軍在臨縣白文鎮會師。為配合南線紅軍的戰略行動，把晉軍主力牽制在晉西北地區，紅15軍團和紅28軍採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在呂梁山區與晉軍兜圈子，先後重創尾追之敵。4月下旬，紅15軍團經大麥郊、雙池鎮進至隰縣蓬門，與轉戰晉西的紅軍總部會師。

　　紅28軍于4月12日奉總部命令，自金羅鎮分兵向離石以南黃河沿岸挺進，相機奪佔黃河渡口，打通與陜北蘇區的聯絡，保證東征主力背靠蘇區。4月13日，紅28軍進佔中陽留譽以東的黨家寨等地，向晉軍重兵把守的三交鎮發起攻擊。由於三交鎮緊扼秦、晉二省的交通要道，為黃河天險的重要渡口，兩軍爭奪十分激烈。

　　當東征紅軍轉戰河東之際，國民黨中央軍沿同蒲線和正太路進入山西，駐守洛陽、潼關及關中一帶的國民黨部隊也加緊對陜甘蘇區的圍攻，並沿河北上，封鎖黃河渡口，包抄紅軍後路，企圖將紅軍主力圍殲于黃河東岸的呂梁山區。

　　為避免大規模內戰的爆發，爭取和團結一切抗日愛國力量，擴大統一戰線，積蓄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先後派遣周恩來、李克農前往洛川和延安，與東北軍愛國將領張學良秘密會談左成了東北軍、西北軍與紅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協議。同時又利用蔣、閻矛盾，通過多種渠道，對閻錫山作了大量統戰工作。在此情勢下，中共中央于4月13日至15日召開軍事會議，作出了“逼蔣抗日、回師西渡”的戰略決策。

　　遵照會議的決議，紅1軍團和紅15軍團從4月下旬逐步轉移到黃河岸邊。5月1日至5月5日，紅軍主力和總部人員先後從延水關、永和關、清水關、鐵羅關一帶渡過黃河，返回陜北。5月5日，毛澤東率紅軍總部回到陜西楊家圪臺，簽發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

　　5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延川縣大相寺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由毛澤東作報告，對東征勝利的意義作了高度的概括和評價：打了勝仗，喚起了民眾，籌備了財物，擴大了紅軍。5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率領紅軍總部回到瓦窯堡，歷時117天的渡河東征勝利結束。

　　東征期間，擊潰了晉軍30多個團的圍追堵截，轉戰山西50余縣，殲敵13000多人，俘敵4000多人，繳獲各種槍支4000多支、火炮20余門，擴大紅軍8000余名，籌款50萬元，使紅軍在兵員物資方面均得到補充。

責編：王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