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弘是我的大學同學，畢業後不久就去了日本，一直在那裏居住生活。十年前，朱弘開始計劃拍攝關於日軍慰安婦的紀錄片，為此，他在日本採訪了許多日本老兵，跑遍了中國很多曾經被日軍佔領的城市尋找慰安所舊址和倖存的慰安婦，此外，他還去了朝鮮、韓國和緬甸……這一切，用的都是他自己的錢。
和其他的同學不一樣，朱弘和我們的聯絡更多的是在網上，我經常收到他的e-mail，內容沒有其他的，都與慰安婦相關。為此，他很有成就感，經常把日本媒體關於他的紀錄片的報道掃描下來傳給我們，並配上細緻的翻譯。前幾年，國內媒體也開始報道朱弘，原因是他陪著一位倖存的慰安婦－－朝鮮人樸永心來到中國，從華北、華東、華南一直到雲南邊境，逐個指證當年日軍慰安所的位置。一路上，朱弘對老人照顧得無微不至，老人也把他當成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去年樸永心逝世時，在日本的朱弘痛哭流涕，含淚寫了一篇祭奠的長文發給我們，喪親之痛溢於言表。
昨天，又收到朱弘的郵件，他一如以前一樣興奮，聲稱找到了七十多年前的一件珍貴文物－－當年日軍在慰安所使用的避孕套“突擊一番”和配合使用的外用藥膏“星秘膏”，當然，這些都是沒有使用過的。朱弘在信中非常衝動地告訴我，他用了八年時間才找到了傳説中的“突擊一號”的實物。一九九八年，在採訪當年的侵華士兵時，幾個老兵都談到了這種安全套和外用藥膏，之後，朱弘滿世界尋找，踏破鐵鞋無覓處，此物居然被他找到，並花高價買下了。朱弘首先送給南京的一位收藏家一套，然後又把另一套送給了一位研究慰安婦問題的日本女學者。
作為拍紀錄片的同行，我很清楚，朱弘找到的這件東西，除了送人，在他的紀錄片裏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數秒種的鏡頭，而且更可能是為了配合那些老兵和慰安婦口述而出現的。紀錄片就是這樣，它永遠注重局部的、細節的真實，為此，拍片的人經常會殫精竭慮，不惜代價。但就是這個簡單的畫面，往往會使片子更具有真實性和説服力。
這次我們同學二十年聚會，考慮到差旅不菲，朱弘曾考慮放棄和同學見面的機會，直到我們開始聯歡的第二天，他才臨時決定回國與我們團聚。見面時，朱弘的話題仍然離不開當年的那場戰爭，離不開他的慰安婦主題，這讓我們覺得他的確是一個生活在歷史中出不來的人。見到他，一個個腦滿腸肥的我們都有些自慚形穢。
為了拍攝慰安婦紀錄片，朱弘辭去了原來收入很好的工作，在日本像苦行僧一般地生活，他沒有誰的靈魂附體，他只是一個人。值得慶倖的是，日本紀錄片創作的環境和空間都比國內好得多，靠拍這片子，朱弘也可以勉以為生。日本的幾家電視臺也都播出了他製作的關於慰安婦的節目，應該説，在那個異國他鄉，他發出了自己了聲音，微弱而堅定。
在前面説到的那封郵件的結尾，朱弘附上了另外一張圖片，他在仔細分析之後，發現當年生産突擊一號的日本廠商今天還在做著安全套的生意，而且仍在向中國出口。在上海著名的“好德”超市24小時連鎖店賣安全套的貨櫃上，杜蕾斯的旁邊，赫然擺放著“日本NO.1”岡本橡膠避孕套。朱弘在信中很激動，“這個岡本橡膠恰恰就是當年“突擊一番”的生産廠家，而且是獨家生産！當年它就是NO.1，現在它還是NO.1……”
其實，不就是個避孕套嘛，有必要這麼較真兒？但在朱弘的心裏，這，就是個事兒。
作者：陳曉卿 《見證 影像志》製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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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