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6年冬季，北京“南堂”天主教堂內，已是知名學者的徐光啟，幾乎每晚都在與一個外國傳教士一起交流……
他們並不談論天主教的教義，也不探討中國的思想文化，而是為了翻譯一本科學著作，這本書，就是歐幾裏德的《幾何原本》。
傳教士負責教會徐光啟書中的內容，而徐光啟絞盡腦汁想出對應的中文，這註定將成為一次偉大的合作。
400年後的今天，我們還在享用這次合作所帶來的成果：我們熟悉的點、線、面、三角形、平行線，幾何、直角、銳角、鈍角，這些中文的幾何詞彙，都在這次合作中被創造出來。
這名傳教士叫利瑪竇，一位意大利籍天主教的神父。
1415年葡萄牙人奪取了非洲的休達之後，發起了一系列開拓疆土的活動。在那個世紀的後50年裏，迭戈 康到達了剛果河口；迪亞斯繞過了好望角；達 伽馬在印度拋下了船頭的鐵錨。
與此同時，與葡萄牙人向東的開拓相類似，哥倫布劃時代的航行向西打開了西方人的眼界。
殖民者緊緊跟隨著探險家的腳步。
也門和霍爾木茲海峽與1507年被葡萄牙佔領。1511年德 阿爾布魁克佔領印度果阿，世界各地飄揚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國旗。
人們眼中的世界極大地擴展了，數不清的民族和千差萬別的文化，突然出現在歐洲人的視線中。
這一切，對於天主教來説，仿佛在一夜之間，有著數不清的人等待他們去拯救，等待他們傳播的上帝福音。
1582年8月7日，一艘外輪抵靠澳門碼頭，30歲的利瑪竇登上了這片陌生的土地。
他是為開拓在中國的傳教事業而來的，這個神秘的國度深深吸引著這位年輕的神父，而澳門將成為他了解中國的窗口。
此時的澳門，葡萄牙人已有900多人，他們已經獲得嘉靖皇帝的批准，在這裡租地建屋，受明朝政策的限制，每年只能在規定的時間往返廣州進行貿易。即使這樣，澳門依然成為當時最為重要的貿易中心。
貿易的繁榮使得澳門成為遠東最為重要的一個城市。天主教也隨葡萄牙人的進入而在澳門落地生根，在利瑪竇到達的時候，澳門已是教堂林立了，其中最宏偉的是聖保祿教堂，它是天主教的一支耶穌會在澳門的總部，中國人稱為三巴寺。而神父們都被稱為三巴寺僧。由於管轄著日本、馬六甲、菲律賓教區，它已經成為遠東天主教的中心。
儘管傳教士們在澳門生活了30多年，卻始終沒能進入中國內地，因為他們雖然有一腔熱情，卻沒一個懂中文，也不了解中國國情。
當在澳門的耶穌會長范禮安意識到學習中文的重要性時，便從所負責的教區內選擇一些有能力的神父來澳門，以便系統地學習中文，為進入中國內地的事業做準備。羅明堅、利瑪竇等人被挑選出來，而利瑪竇成為最佳人選，因為他既年輕又有學識。
1552年10月6日，利瑪竇誕生在意大利馬塞拉塔市一個名門之家，母親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父親已做到了省長，並對這個兒子抱著很大的期望，但利瑪竇卻選擇了當一名神父。
1571年，在父親失望和沮喪的目光中，利瑪竇加入了天主教的一支耶穌會。第二年，他進入羅馬學院，學習哲學、神學以及數學、地理知識，其間，利瑪竇還進修了自己感興趣的天文儀器和鐘錶的製作技術。
當地理大發現所帶來的東方熱席捲了整個歐洲時，年輕的利瑪竇也激動不已。在經過6個月的海上航行後，1578年9月他到達印度果阿，此後的4年裏他完成了在羅馬尚未修完的神學。
接到范禮安的信，利瑪竇馬上啟程來到澳門。很快，他就投入到漢語的學習過程中。
漢語的學習並不容易，但利瑪竇對中文卻十分感興趣，以至於他給自己在羅馬老師的信中，大加讚賞中文，並且也希望他的老師也學習一些中文。
在利瑪竇看來，“漢語的詞彙中沒有單複數的區別，沒有陰性陽性的區別，沒有時態和語氣的區別，他們用很容易理解的副詞就解決了問題。而且每個詞都是一個音節，最快的書寫方式就是畫，因此他們就像我們的藝術家一樣是用畫筆。而且它最大的優勢就是即使他們講話時用的是不同的語言，卻都能相互通信和閱讀書籍。”
一年的中文學習很快得到了回報，在與中國官員的會面中，會説中文的傳教士贏得了官員的好感。
兩廣總督允許教會在廣東的肇慶建一個教堂。
這是個令澳門天主教歡欣鼓舞的消息，為了更容易讓民眾接受，也為了突出宗教的特性，進入中國內地的利瑪竇和羅明堅剃了頭，換上了和尚的服裝，神父們希望民眾能像接納佛教一樣接納天主教。
肇慶位於廣州西邊大約100多公里處，明朝時作為兩廣總督府的所在地，是廣東最繁華的城市之一，中國內地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就坐落在這裡。
利瑪竇從澳門帶來了很多內地沒有的東西：天主教的耶穌與聖母的雕塑、油畫以及一些宗教用的法器，他希望用這些新奇的東西來吸引中國人，以傳播天主教。
一開始，紛至沓來看新鮮的人們，使利瑪竇受到極大的鼓舞。
然而，與法器相比，他的展示品中最受歡迎的卻是自鳴鐘，這個能自己走動、到點就報時的神奇東西，確實比中國的銅壺滴漏要先進得多，在知府王泮的主持下，利瑪竇將澳門的製表工匠帶到肇慶，和中國的工匠一起製作了中國第一個機械自鳴鐘。
與自鳴鐘的神奇相比，利瑪竇的另一件東西更讓王泮吃驚：他簡直不敢相信世界會是這樣，他所接觸的所有知識告訴他天是圓的、地是方的，中國是世界的中央，所謂世界，就是指中國的15個省再加上周圍一星半點的島而已。
受到震撼的王泮自己出錢刻製出版了這幅地圖。其後，它被翻刻達12次之多，並被廣為收錄，流傳到中國各地。這件事註定要對中國的世界地理知識發生深刻的影響。
利瑪竇本人也從沒有想到，這件事讓他從此聲名遠播。
利瑪竇還帶來了許多西方的科學儀器，利用西方的科學和技術，利瑪竇成功地打開了與中國官員、士大夫的交往圈子。
但他很快發現，事情並未朝著預想的方向發展，很多人與他交往是為了一個奇怪的目的。
接下來，在肇慶生活的利瑪竇遇到的問題越來越多，他漸漸困惑地發現，這裡的實際生活，與他在澳門認識的中國有太多的不同，而且矛盾接連不斷。
更為糟糕的是，由於傳教士的打扮，致使人們一直認為他們就是和尚。
在當時，佛教的寺院或多或少被視為公共財産，因而習慣上寺院也允許任何公民團體在寺院擺設宴席，當地的鄉紳認為，既然這些外國的和尚將寺院建在他們這兒，就應該像其他寺院一樣，沒有理由不讓他們使用。
神父們不只一次回絕了人們將禮拜堂用做宴會廳的要求，這導致當地人的強烈不滿，以至於傳教士和當地人經常發生摩擦，利瑪竇也在衝突中受了傷。
雖然中國的傳教並不盡如人意，但傳教士們的生活卻不是很艱苦，不必為生計發愁，在他們身後是整個澳門強有力的支持，不但給了利瑪竇富裕的生活支出，還從各地調集珍稀物品、書籍，來支持利瑪竇在中國的傳教。
利瑪竇在廣東一呆就是12年，但是傳教事業始終沒有多大進展，反倒是在廣東的生活讓他對中國社會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這促使他重新思考傳教的方式，以及怎樣順應這個與西方文明不同的社會。
更重要的是，他的中文水平此時已有很大的提高，不但能流利地説中文，而且能看懂儒家的經典著作，而他的中國朋友們也幫了很大的忙，在一名叫屈汝夔的儒生勸説下，利瑪竇脫掉了和尚的服裝。
張西平認為，利瑪竇開始留起鬍鬚，戴上儒冠，穿上儒袍，穿絲綢衣服出門坐轎，一切像一個中榜舉人的待遇安排自己，這樣他的整個舉止都要儒學化，他拜訪的對象肯定不可能是村夫漁夫了，他穿一身綾羅綢緞不可能沒有顧及，所以利瑪竇著儒服這件事，是他對中國文化認識深入的一個標誌。
在廣東的遭遇，使利瑪竇認為，傳教最好的辦法就是讓皇帝入教，或在皇帝的恩準下傳教，而這個想法的實現只有到北京。
打定主意的利瑪竇，開始向北京進發了。
由於此時的明朝正幫助朝鮮與日本交戰，外國人很容易被懷疑成間諜，利瑪竇不但去不了北京，連落腳南京的想法都破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