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兮廷 昵稱：海瀾月影

    玄奘西行——這似乎是一個陌生而又熟悉的歷史事件，但倘若我們換個字眼——唐僧取經，相信大多數人會不禁莞爾。是的，還記得那個唐三藏嗎？還記得那個唐禦弟嗎？《西遊記》的高明，就在於用讀者喜聞樂見的方式來表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但《西遊記》中的唐僧論其識見之簡陋，處事之無能，善惡之不分，卻宛若是個同乎流俗的鄉願，偏憐愚弱的家長。記得郭沫若有詩云：“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咒念緊箍聞萬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聖毛。教育及時堪讚賞，豬猶智慧勝愚曹。” 而《大話西遊》更是在《西遊記》之外重寫的一部與原作的義理邏輯錯位並進而達到戲謔效果的“大話”，唐僧取經已退隱為記憶中的“背景”和“底”。唐僧願“一命賠一命”從觀音手裏營救並感化背信棄義的孫悟空。這場戲如果放在現實主義作品中當是一場壯烈感人的悲劇，但在《大話西遊》中卻衍生為一場話語造反：唐僧的仁慈心在這裡演變為婆婆媽媽、?裏?嗦、不著邊際，類似“意識流”的説教。總而言之，這樣的唐僧得不到我們的青睞。

    這便是我少年時代對於玄奘的印象。但至少吳承恩對玄獎取經曆盡萬險千難有清醒的認識，要完成這一偉大的使命，困難是客觀的，但也是能通過意志的力量來克服的。最難的而且最重要的便是自身意志的障礙，即心魔，這是最不易戰勝的困難。只是那時我便心生疑惑：為什麼“唐僧”二字便一定指的是玄奘呢？為什麼不是唐代其他的僧人呢？為什麼唐僧一定要去西天取經呢？西天何在？真經為何？後來，當我在研究古代漢語的餘暇，偶然翻到一本叫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唐人著作時，我心下便有些明白了。《三藏法師傳》中的玄奘，其所以“決志出一生之域，投身入萬死之地”，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請未聞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獨灑于迦維，決擇微言庶得盡沾于東國”。玄奘對求法鍥而不捨，千艱萬苦，西行19年，行程五萬餘裏，遊歷八國，廣學諸説而卓有所成，並於漢地創始唯識法相宗與因明學。他還攜回了龐大的佛典，又經19年的努力，譯出74部，1335卷，而居歷代譯經數量與品質之冠。正是他捨身求法的精神，九死一生的經歷，以平凡之軀完成了不平凡的業績，吸引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人們傳頌著他那傳奇般的故事，把它作為唐朝和尚的代表，後來乾脆就稱它為唐僧。所以我們一説到唐僧，都明白指的是玄奘。玄奘西行，“西”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一千多年來，我國總是把印度當作西方。玄奘從涼州出玉門關赴天竺，我們一直把這叫做“西天取經”，而現在印度則是東方的主要國家之一。梁漱溟寫過一本《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書中的西方也是指印度而言。現在我們所説的“東方”，指過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即我們現在所説的第三世界。它由單純的地理概念而加入了政治的內容。

    在古代，中國不乏行者，中國並不老在閉關鎖國。上古時候不就有夸父逐日的神話嗎？不就有穆天子東征西討的史實嗎？大多情況下，中國是開放的，中國人是樂於走出國門，了解世界的。中國人曾經獨立地，或與其他國家、民族的人合力地開闢了聯結中國與亞洲以及歐、非、美三洲的一系列國家、民族的陸海通道。這些通道可以通往非常遼遠的地方。比如張騫出使西域，開通了促成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交通線——絲綢之路——從長安經河西走廊，再分為南北兩道，南道至大月氏，或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今羅馬共和國），或向南入身毒（印度）；北道是自玉門關西行，至大宛。再往南北方向到康居、奄蔡；向西南方向到大月氏、安息。

    沿著華夏文明的長河溯流而上，這條澎湃洶湧的文化長河，就像是一條頭角崢嶸形態矯健的文化巨龍。先行者以“天行建，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去追求那只有龍才具有的“元、貞、利、亨”的完美境界。誠如魯迅先生所言:“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華夏無數行者的脊梁撐起了中國龍的龍骨。

    目光轉移再轉移到現在：中國社會加快了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國人在經濟上得到了解放，個體意識空前覺醒，這對以群體為本位的傳統文化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傳統文化能否適應並推進現代化成為無可回避的現實問題。目前一方面存在傳統文化熱亦即“國學”熱，一方面也確實存在傳統文化的危機。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人的解放、個體意識的覺醒必然産生對啟蒙思潮的迫切需求，也就必然相應地加強了對傳統文化的威脅，加深了傳統文化的危機。中國人正在失去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中國性。

    曾經深受西方文化洗禮的王國維之終於認同中國傳統文化，甚至不惜與中國傳統文化“共命而同盡”，更觸目驚心地説明了這一點。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序》曾涉及這一問題，它説：“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我們的心理被打敗了，拼命跟西方。但我們和西方之間，缺少真正對話，缺少對自己文化的評估，數典忘祖，反之則什麼都好。

    我們比中國歷史上任何其它年代的古人都更無信仰的牽累和制約，但是也比任何一代更加缺乏創造的未來指向以及明確目的。我們現在沒有完整的繼承傳統，所以也就沒有沉重的負擔，無論調侃什麼都顯得隨心所欲、無所顧忌、痛快淋漓，乃至於還帶有些許的破罐破摔、自我嘲弄。是啊，玩就玩它個天翻地覆！鬧就鬧它個天昏地暗！甚至當自稱為“迷途的羔羊”時，也帶著自我調侃與自嘲的語氣。這種所謂的表現個性這種所謂的“先行”並不是真正的行者精神。因為這是消耗性的而非建設性的，是隨意出擊而非集中力量奮起一搏。現代人沒有真正把握中國文化的命脈和內涵。並且缺乏可持續的文化發展眼光，將文化也搞成急功近利的一次性行為——短期行為，線形邏輯在其中佔了統治地位。線形邏輯表現為只強調當下的功利性，在科學中發現為直接的單線的因果聯絡。其實這種線性因果觀即使在物理學中也得不到承認，但現在它卻支配了幾乎每個人的思維方法。而我們不應該僅僅為了眼前的利益而去研究和利用歷史上有影響的事例。如果僅僅將過去應用於現在，我們就永遠掌握不了完整的過去和有生命的過去。我們“發現中國”是要發現經過現代化洗禮的東方，不是要懷舊，也不是要退守，我們是要把中國當代新問題用在整個世界範圍內的新框架中重新提出。比如説梳理我們的理論範疇、基本命題、核心概念、基本術語和關鍵詞。 “發現中國”是中國現代行者的使命，但並不意味著不再關注西方。西方是一個強大的他者，所以我們不斷地要去關注和“拿來”，“拿來”是幾個世紀之內中國學者的一個任務。人類文化有其共性規律。任何文化，如果長時間不和異質文化接觸——包括交流、摩 擦、衝撞，從異質文化中吸取營養，單憑自己的內部動力，是難以有大的發展的，通常還要萎縮，甚至衰落；而在與外來文化接觸時，如果自身底蘊不足，則可能被異質文化淹沒，也就是被同化，沒有了自身的文化，民族也就在實質上滅亡了；雖然文化會隨著 生産力的發展而自然發展，但是如果能進入自覺狀態，情況就不一樣了，文化的建設將是主動的，更為積極的，已有的文化動力將更大，方向更明確，進展更迅速。比如玄奘西行時的貞觀之治。

    但任務的核心是開始自己説話。我們只能自己發現自己，自己創造自己。我們不缺乏日常生活，我們缺乏的對日常生活的穿透。因此“發現中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發現，而是發現中國有生命血脈的，變成我們民族一種活生生的精神。而且，光是“發現”還遠遠不夠。我們必須延續行者精神，行者精神首先表現為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指一個國家的人民在千百年來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一種對自己的祖國極其忠誠和熱愛的深厚情感，它是民族整合的強大精神力量，是現代行者為自己祖國的生存發展前赴後繼、奮鬥不息的一面旗幟。在愛國的同時，“和協萬邦”、“德莫大於和”也深深地紮根于中華民族的傳統之中。勤勞勇敢是中華民族最早形成的民族性格和倫理精神。勤勞和勇敢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我們在行進中，要想如願以償，達到理想的彼岸，既要有勤奮耕耘、艱苦奮鬥的品格，又要有勇敢拼搏、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魯迅先生説：“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行者本身就是莫大的開拓者，實踐者。

    玄奘西行,在與死神和膽怯的拚殺中成就了行者精神———愛國，勇敢、善於溝通，智慧、堅持不懈、勤奮、開放。無論是揚名海外還是出師未捷的，行者的靈魂都是中國精神，中國精神的核心是民族精神。這些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是中華民族永無止境的精神追求，它激勵中國人民變革創新、不懈奮鬥，戰勝了各種各樣的風險，經受住了各種各樣的考驗。

    歷史的久遠和文化沉澱的完整性，鑄成了中國一個大跨度的時空結構，這些都賦予了行者精神經久不衰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行者精神也是中國龍精神的精萃。當龍遭逢逆境，他會用沉潛鎮定的操守獨自忍耐，以至世界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將其摧毀。而一旦時機成熟便可以見龍在田，甚至飛龍在天。東方華夏，莽莽神洲，是行者的故鄉：黃鍾大呂，唐宋雅韻中，有行者的氣息：巍巍雪嶺，浩浩流沙裏有行者的身影。行者精神翱翔天際，仰之彌高，又散入八方，無處不在。

    玄奘西行展示了中國海納百川的風采，顯示了行者精神之所在，也為我們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産。我們今天的行者能否再掀起一次“發現中國”的高潮?我們怎樣才能以切合實際的努力促進它的早日到來?這也是我參加玄奘之路虔行使者內心深處的動力。

責編：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