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趙大武家搜出的“紅包”

　　新華網消息：一個小小的縣煤炭局長，在不到5年的時間裏，利用職務之便，瘋狂斂財高達430余萬元。最近，貴州省遵義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一審判處貴州省遵義縣煤炭管理局原局長趙大武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財産人民幣200萬元，為貴州這起“官煤勾結”大案暫時劃上了一個句號。

　　然而記者在進一步的採訪中發現，這起“官煤勾結”大案的判決，雖然對那些早已狼

　　狽為姦或正蠢蠢欲動的“官煤勾結”分子能起到一定震懾作用，但要完全斬斷“官煤勾結”黑手，防止類似案件再次發生，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斂財局長”5年狂斂435萬

　　遵義縣是貴州省煤炭資源儲量比較豐富的一個縣。身為遵義縣煤炭局長的趙大武雖然從級別上看只是個科級幹部，但作為全縣煤炭行業的主管部門，其“能量”之大卻不可小覷。

　　在趙大武家搜出的“紅包”

　　1999年8月18日，遵義縣高坪鎮一鄉鎮煤礦關岩煤礦發生瓦斯爆炸，造成9人死亡，2人重傷的重大安全事故。事故發生後，經遵義縣關岩煤礦瓦斯爆炸事故調查組調查，並報經遵義市政府批准，關岩煤礦被勒令停産整頓，經驗收合格後按程序審批方能恢復生産。

　　2000年3月，急於恢復生産的關岩煤礦礦主田維忠託人找到趙大武，並請趙大武在遵義市“華海”酒樓吃了一頓飯。事後沒幾天，在趙大海一番熱心“張羅”下，遵義市、縣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就來到關岩煤礦檢查驗收，並宣佈關岩煤礦恢復生産。

　　但這還不是足以顯出趙大武“能量”之大的最佳版本。2000年，遵義縣高坪鎮四面山煤礦經原貴州省煤炭廳抽查，被責令永久性關閉。文件下達後，礦主韓忠貴找到在遵義縣政府工作的一位親戚，讓這位親戚幫忙做做趙大武的工作。趙大武從韓忠貴這位親戚口中得知韓忠貴願意出錢後，答應幫幫忙。此後，經過趙大武一番折騰，這個已經被責令永久性關閉的煤礦，在一年多後，竟然真的又恢復了生産。

　　趙大武的這些“幫忙”，事後都是要有回報的。關岩煤礦恢復生産後，趙大武稱有急事需要用錢，向田維忠“借”10萬元用用，田維忠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最後“借”了6萬元給趙大武。韓忠貴的四面山煤礦死灰復燃之前，送給趙大武3萬元“活動費”，事成之後，又分兩次送了7000元給趙大武“拜年”。但趙大武對外面來的煤老闆，相對來講“胃口”更大些。

　　2002年初，北京市金雞煤炭集團金旺煤礦法定代表人董永安經人介紹認識了趙大武，在趙大武的邀請下對遵義縣轄區內的煤礦進行考察。考察結束後，董永安有意在遵義縣泮水鎮投資開辦煤礦。由於開辦煤礦的相關手續都要由貴州省政府相關部門辦理，董永安與趙大武坐下來在遵義市“藍天”賓館協商，最後商定：董永安一次性給趙大武70萬元，煤礦開採許可證等全部由趙大武辦理。

　　收到董永安的70萬元現金後，遵義縣煤炭管理局簽署了同意董永安在遵義縣開辦煤礦的意見，並將材料上報遵義市煤炭局。最後經貴州省煤炭工業局審查批准，趙大武為董永安辦理了一個年生産能力30萬噸、名叫“宏發”的煤礦的採礦許可證和工商營業執照。

　　此後，在董永安介紹下，北京市個體工商戶劉廣華也到遵義縣投資開辦煤礦，相關證照的辦理，仍由趙大武出面負責。這次趙大武也是“一口價”：“70萬元，少一個子都不行”。

　　而實際上，董永安和劉廣華這兩個煤礦相關手續的辦理，趙大武直接的花費不過2.5萬餘元，其餘137多萬元，都進了趙大武的“腰包”。

　　據檢察機關查實並經遵義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定，趙大武在2002年至2004年兩年多時間，利用其擔任縣煤炭局長的這一特殊身份，通過幫人辦理新建煤礦的相關證照，累計收受的賄賂金額高達393萬元，其中真正用於辦證的支出不過11.7萬多元。加上幫一些事故煤礦恢復生産收取的“幫忙費”和礦老闆逢年過節送的禮金等，在2000年到2004年這不到5年的時間裏，趙大武總共受賄金額達435.23萬元。

　　趙大武受賄案是貴州省迄今為止所查處的“官煤勾結”案中，受賄金額最大，判處刑罰最重的一個案件，堪稱貴州“官煤勾結”第一大案。記者在採訪中發現，這起案件的案情看起來並不複雜，尤其是趙大武受賄次數雖然較多，但手法都大同小異。不過偵破這一案件，偵察人員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

　　據了解，現年50歲的趙大武參加工作時文化程度並不高，不過是遵義縣布政農場的一

　　個駕駛員。參加工作後，憑著頭腦靈活，一張嘴巴能説會道，趙大武不僅自修到了“大學文化”，而且在隨原布政農場的負責人到遵義縣鄉鎮企業局工作後，還很快完成了從工人向幹部身份的轉變，並很快當上遵義縣礦産開發公司副經理、經理，遵義縣鄉鎮企業局副局長等職。

　　1991年1月，趙大武正式調到遵義縣煤炭工業局任副局長、黨組書記，同時兼任遵義縣煤炭總公司總經理。1993年5月起，趙大武開始任遵義縣煤炭工業局局長、黨組書記，同時繼續兼任遵義縣煤炭總公司總經理，直至1998年5月。

　　1998年5月，在遵義市人代會期間，趙大武的局長任命由於未獲得縣人大常委會通過，趙從這年6月起，開始只擔任遵義縣煤炭工業局黨組書記，但繼續主持縣煤炭局的工作。2001年遵義縣機構改革中，原遵義縣煤炭工業局改稱遵義縣煤炭管理局，並從原來的行政局變為事業局。由於事業局的局長不再需要縣人大常委會任命，趙大武又開始“一肩挑”，同時擔任起遵義縣煤炭管理局的局長、黨組書記，直至2004年7月“東窗事發”。

　　據直接負責查辦此案的遵義市匯川區檢察院檢察長吳?介紹，趙大武從汽車駕駛員幹到縣煤炭局長，不僅閱歷甚豐，而且平常還養成了一個“嗜好”：喜歡鑽研法律書。趙大武被立案偵察後，辦案人員對趙大武家裏進行突擊檢查，發現除了一台電冰箱和一台電視機稍微值點錢外，家裏幾乎再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但令辦案人員意想不到的是，趙大武家裏竟藏有許多刑法學方面的書籍，而且趙大武還在一些法條旁邊作了“註解”，可見閱讀之細心。

　　吳?説，趙大武收錢的方式也比較特別，本地人三萬元五萬元送來的“小紅包”，趙大武通常是直接收下，但外地老闆送的錢，趙大武通常則是這樣收的：雙方事先談好數目，然後由對方把錢從銀行裏面全部取出來，用編織袋裝上紮緊，然後趙大武親自開車到賓館，並打開車的後備箱，對方直接把袋子放在趙大武車的後備箱裏，然後趙直接開車走人；或者是對方先把錢裝在自己車的後備箱裏，趙大武的車在前面，對方車在後面，走到郊區人煙稀少的地方時，趙大武再調轉車頭，讓兩車車尾相接，然後由對方把自己車後備箱裏的編織袋直接放到趙車的後備箱裏，趙大武獨自離開。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對方只能是一個人，而且趙大武通常也不會説上一句話。

　　吳?説，由於這種行賄方式比較隱蔽，而且行賄者多數是外地人，因此取證極其困難。2004年7月，匯川區檢察院在對此案進行立案偵察後，全院幾乎三分之二的辦案力量，都投入到了這一案件之中。案件在偵破過程中，為了找到一些外地來但已經離開當地的煤老闆，甚至不得不求助於最高人民檢察院動用技術偵察手段。但這一案件在兩次延長偵察期限後，最終還是有200多萬元的受賄數額未能查實。

　　這起案件的主辦檢察官遵義市匯川區檢察院檢察員李玉忠説，趙大武不僅反偵察能力很強，心理素質也極佳，輕易不會開口。辦案初期的10來天，為了讓趙大武承認自己的犯罪事實，辦案人員只能白天外出蒐集證據，晚上再進行突審，通過“擠牙膏”式的辦法，讓趙大武一點一點承認自己的犯罪事實。辦案人員當時一天只能睡上一兩個小時，有時甚至只能在車上打個盹，下了車繼續辦案。

　　另外在審問中，不僅辦案人員，關鍵時刻檢察長也親自上陣，跟趙大武一起鬥智鬥勇。經過反復多次較量，最後連趙大武都“奇怪”：自己怎麼會“一不小心”承認了這麼多？

　　據了解，“官煤勾結”，一些黨政幹部參股分紅，官員和礦主聯手牟利，許多違規煤礦被“做”成“合法”煤礦，是導致近年來我國部分省區礦難頻發的主要原因。

　　貴州作為我國南方第一産煤大省，煤炭産量佔全國的約二十分之一，每年煤礦死亡人

　　數卻要佔全國的八分之一左右。今年1至8月，貴州省累計已發生煤礦事故373起，死亡601人，與去年同期相比事故起數增加12起，多死亡30人，安全生産形勢極為嚴峻。

　　為了打擊“官煤勾結”，國務院辦公廳、中央紀委、監察部、國家安全生産監督管理總局都先後下發文件和通知，嚴禁各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等投資入股辦煤礦，貴州省也專門召開電視電話會議，併發出了相應的通知。

　　但記者在採訪中發現，要斬斷“官煤勾結”黑手，遠非發發通知、頒布頒布有關禁令就能解決問題。

　　以趙大武這起典型的“官煤勾結”案為例，這起案件實際上在遵義市匯川區檢察院立案調查以前，遵義縣紀委、遵義縣檢察院等有關部門接到群眾舉報後，都曾經專門作過調查，但案件最終卻都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遵義縣檢察院在調查中，甚至還出現過這樣的笑話：辦案人員讓某個行賄人在口袋裏揣上錄音筆，去找趙大武，試圖偷偷錄下趙大武的談話作為證據，但這人剛走到趙大武門口，就被事先已經得知消息的趙大武佯裝酒醉，一把抱住，把身上的錄音筆搜出來，最終反而搞得辦案機關十分尷尬。

　　據了解，趙大武長期作案，長期被群眾舉報，仍能在有關部門的多次立案調查之下一再“滑脫”，除了其本人反偵察能力極強以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在當地，趙大武這樣的幹部，已屬於縣委直接管理的對象，本縣紀委、縣檢察院等有關部門要對趙大武進行立案調查，首先必須取得當地主要領導的同意。當地盤根錯節的關係，往往使得案件的調查很難徹底進行，因此在遵義市匯川區檢察院再次介入之前，在遵義縣無論是黨內的監督也好，檢察機關的監督也好，都未能真正到位。這就使得趙大武有恃無恐，敢於大權獨攬，也不把縣煤炭局的其它班子成員放在眼裏。此案發生後，辦案人員查找一些關連煤礦的材料，在遵義縣煤管局辦公室和檔案室都沒有找到的，最後在趙大武的局長辦公室裏，竟然都找到了。縣煤炭局一位職工説：“縣煤炭局是行政首長負責制，大會小會，都只有趙大武説了算，局長辦公室成為檔案室，其實也沒什麼奇怪的。”

　　據了解，此次遵義市匯川區檢察院根據群眾舉報，能最終將趙大武的案子一舉“辦穿”，除了匯川區檢察院上下齊心協力，辦案人員忠於職守，對趙大武審問中私下開價10萬元甚至20萬元的誘惑毫不動心以外，很大原因也是因為匯川區檢察院不在遵義縣的管轄範圍之內，辦案比較獨立，趙大武原有的關係網失去了作用。趙大武受賄的錢，其中有267萬元拿到了與遵義縣相鄰的仁懷市新辦了一個煤礦。這個煤礦從營業執照上，投資人是趙大武的姐夫袁明輝，但實際上這個礦卻是趙大武和袁明輝的侄兒袁光強一起辦的。這一事實就是匯川區檢察院反復多次，才將事情真相最終查明的。

　　採訪中，當地一些官員認為，斬斷“官煤勾結”黑手，除了紀檢、司法機關的監督要到位以外，改革我國煤礦目前繁瑣的行政審批體制，也是很有必要的。

　　當地某單位一位負責同志説，遵義縣這些外地來的煤老闆，其實也不是傻子。他們之所以願意一次性給趙大武70萬元，最高甚至一次就給了110萬元，也是算了帳的。因為新開辦一個煤礦所需的這些手續，表面上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應該礦主們自己去辦，但實際上由於種種原因，他們親自去辦，很可能多花上一倍的錢，也未必能辦得下來。

　　有關專家認為，我國“官煤勾結”之所以猖獗，且屢禁不止，一方面固然是監督不力，一些官員的權力能夠找到尋租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國煤炭資源配置的相關政策，未隨近年我國煤炭市場的變化及時作出調整，使得煤炭開採有了獲得暴利的空間。

　　據了解，近年來，隨著全國煤價飛漲，貴州煤價也一步步水漲船高，現在在貴州一個年設計生産能力3萬噸的煤礦，不超能力生産，就算把有關稅費全部交足，一年的純利潤也能達到數百萬元，超能力生産，甚至能達到上千萬元，但國家在煤炭資源開採的許可上，目前基本上沿襲的還是過去的老辦法：業主只要花上一筆從幾十萬元到二百來萬元不等的較小的投資取得採礦許可證，就可以獲得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噸煤炭資源的開採權。表面上，這些資源還是國家的，實際上，只要再交上平均每噸一塊多甚至只有幾毛錢的資源補償費，他們就可以完全把取得的資源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産一樣開採。這種由於資源突然出現的巨大稀缺性帶來的原本應該屬於全民所有的溢價收益，也被這些人“理所當然”的據為己有。於是短短三五年內，一批靠煤炭開採發家的千萬富翁，就開始粉墨登場，甚至“出則奔馳，入則悍馬”。

　　貴州省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謝家雍説，實際上，只有國家及時對煤炭資源的配置的相關政策作出調整，把原本應該歸國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的錢，設法收歸國家，使得煤炭開採不再像現在一樣是一個暴利行業，“官煤勾結”的黑手才能最終被斬斷。

　　否則，就算有關部門的監督力度再大，在巨大經濟利益的驅動下，還是會有新的“錢大武”、“孫大武”産生。因為“官煤勾結”的土壤，僅靠加強紀律監督等辦法，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剷除。記者 劉文國　武勇(完)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