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奧巴馬不顧中國勸阻會見達賴後，引發廣泛關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杜永彬在接受本網記者專訪時表示，這是美國西藏政策的連續性的表現，而美國打“西藏牌”的目的就在於遏制中國。只要中美意識形態存有分歧，美國就會打“西藏牌”。

　　從溫和到強勢

　　2009年10月初，到達華盛頓的達賴本應出現在白宮，畢竟按照慣例，從1991年老布什時代開始，18年來達賴抵美總統必見似乎成了一種例行公事。可是當時上任8個多月的奧巴馬總統打破這一慣例，不見達賴，做出了對華友好姿態。一個半月後，奧巴馬訪華。

　　可這一回避舉動，如今來看只是延緩之舉。誠如杜永彬所言，奧巴馬此番“遲到的會見”，正是要“兌現之前對達賴及其流亡政府的承諾”。同時，也是對美國國內部分選民、部分民意，尤其是在西藏問題上的鷹派做出交代——之前奧巴馬對達賴的回避之舉，被一些激進分子解讀為“向中國磕頭”。因此，儘管會見達賴變成了一種不得不完成的儀式，交差性的例行公事，不見得會為奧巴馬加多少分，但是他很明白，如果不見則要被大扣分。

　　奧巴馬會見達賴結束了美國對“西藏問題”一時的溫存。杜永彬表示，打“西藏牌”，利用“西藏問題”遏制中國，是美國不可能改變的一項對華重要戰略。奧巴馬政府需要繼承美國打“西藏牌”的傳統，保持其西藏政策的延續性。

　　美國將長期打“西藏牌”

　　今年1月底，中央與達賴喇嘛私人代表接觸商談。2月2日在國新辦的新聞發佈會上，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曾表示，如果美國領導人做出會見達賴的舉動，則“既無理又無利”。“可在美國看來，這張‘損人不利己’的‘西藏牌’，卻是一張可以用來遏制中國又可長期使用的不錯之牌。”杜永彬表示。

　　他認為，其一，美國認為“西藏牌”是一個很好的載體，既可以利用其遏制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的社會主義中國，又可以通過它來對外輸出美國或西方所謂民主、人權、自由的價值觀；其二，美國有一種鮮明而長久的“西藏情結”，而達賴和流亡藏人則有一種“西方情結”或“美國情結”，二者在遏制或反對中國上有著共同利益和需求，既是兩廂情願，又是相互利用；其三，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在不斷增強，經濟不斷發展、現代化和民主化的進程加快、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威望不斷提高，美國卻深陷金融危機，內政和外交都沒有實現預期的目標，並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的泥潭，還要應對伊核和朝核問題。奧巴馬上臺後本希望通過“巧實力”來推行對華政策，在西藏政策上嘗試“戰略安撫”和“中間道路”，結果難見成效，於是便改變策略，從溫和走向強勢。

　　杜永彬表示，“達賴牌”是“西藏牌”的組成部分，只要“西藏問題”存在，美國就會打“西藏牌”，只要中國和美國意識形態存在分歧，美國的“西藏牌”就會長期打下去。這是美國既定的遏制中國的戰略，也是美國對華政策的組成部分，更是美國保持西藏政策連續性的需要。

　　中國可能會開展反制

　　杜永彬認為，奧巴馬見達賴，希望通過此舉來實現遏制中國的目的，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雖然對中美關係的負面影響有限，但創傷已經存在。“西藏問題”涉及到中國的核心利益，美國此舉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和主權的蔑視，中國肯定不會聽之任之，可能會採取反制行動。但是應當清醒地認識到，“西藏問題”的長期性決定了中國在“西藏問題”上應當具有長期的戰略眼光和“問題意識”，短期的臨時性行為，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目的，所以中國的反制應當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的有機結合，以子之矛陷子之盾，運用中國式的“巧實力”來對付美國的“巧實力”。

　　杜永彬分析，“西藏問題”長期性的特點決定了反制手段的長期性和戰略性，可以從三方面著手：政治上，可推遲政要間的會面或降低政要會面的規格，同時應從長計議，真正做到“知彼知己”，廣泛開展民間外交，多層次、多渠道地向美國政界、傳媒、思想庫和民間介紹和説明中國人的西藏觀、對“西藏問題”的態度和中國的治藏方略，並了解和認識美國人及西方人的西藏觀和對“西藏問題”的態度，弄清美國在“西藏問題”上的利益和打“西藏牌”遏制中國的真實圖謀，從而消除誤解、化解矛盾、減少衝突；經濟上，在應對貿易摩擦的同時，可對一些支持“藏獨”活動的企業和利益集團進行制裁；文化上，重視文化外交和外宣，以文化進行溝通和交流，充分發揮文化界和學術界的作用，設計和實施應對“西藏問題”的文化戰略，從而消除或減少中美或中西之間在“西藏問題”上的誤解、隔閡和衝突。

責編：張曦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