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政權”離不開十四世達賴，這是一種“流亡宿命”。只要十四世達賴在世一天，“流亡政權”斷無可能出離其政治影響，無論它怎樣“世俗化”，怎樣套用西方的“三權分立”，都擺脫不了這一“政教合一”的魔咒。

　　英文《中國日報》8月19日評論版頭條：2009年8月10日，針對“德國之聲”記者有關“西藏流亡政府是一個世俗政府，還是一個政教合一政府”的提問，達賴“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活佛多少有點言不由衷地回答道：“（西藏流亡政府）或多或少是一個世俗政府。”或許是感到這樣回答易招致“誑語”之罵名，桑東活佛緊接著解釋道：“我們不用‘世俗’這個詞。我們在憲章中寫明，我們的政府是集中了‘精神和政治’的政府。立法委員會的成員有權選舉議會議員，宗教機構也有權推選議員。但在行政過程中，宗教不具影響力。所有民眾，無論是信徒還是非信徒，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個人有信宗權利，也有不信教權利，有信仰藏傳佛教的自由，也有信仰其它宗教的自由。這是基本的公民權利。所以這麼看來，我們的政府或多或少的是一個世俗政府。”真有點越描越黑、越説越亂的味道。

　　其實，世俗政權與政教合一政權間的分野是明晰的。世俗政權理應“民有、民主、民治與民享”，而政教合一政權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僧有、僧主、僧治和僧享”。既然“流亡憲章”中將“流亡政府”定性為“集中了‘精神和政治’的政府”，這樣一個“政府”不是“政教合一的政府”又能是什麼呢？非要説是“世俗政府”，這不有點指鹿為馬嗎？明明包括兩大活佛（十四世達賴和桑東）在內的職業宗教人士掌管著“流亡政權”，非要説“在行政過程中，宗教不具影響力”，這不是自欺欺人嗎？不僅如此，我們知道，在偽“人代會”選舉中，流亡僧侶至今仍享有兩次投票特權，即一次按所屬地區——衛藏、安多和康區——投票，另一次按所屬教派投票。1990年代後期以來，境外藏人中圍繞是否取消僧侶階層“這一政治特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並在2000年3月召開的偽“人大會議”期間達到白熱化程度，贊成與反對的爭執不下，最後時任偽“人代會”會長的桑東同意就此付諸表決。但表決結果出現了16：16的僵局，桑東只好“擱置爭議”。這次表決結果本身足以説明，僧侶階層的政治影響力依舊然十分強大。

　　實際上，無論從何種角度來判定，十四世達賴的“流亡政權”都是非世俗的。

　　首當其衝，十四世達賴的政治影響與干預是桑東活佛“流亡政府”“世俗化”難以跨越的一道門檻。

　　從“流亡政權”的架構來看，十四世達賴的政治影響是一種機理性的。十四世達賴出走後在印度建立的“流亡政權”主要有三大系統，即“達賴秘書處”、“噶廈政府”和“西藏人民會議”。其中，達賴秘書處（又稱達賴辦公室），不僅是捍衛十四世達賴宗教領袖地位、政治權威和國際地位的重要機構，更是“流亡政權”的最核心決策和權力機關。“流亡政府”任何行政指令沒有現世達賴的“路條”很難在流亡藏人中大行其道；“流亡政府”的任何聚會，達賴不出來講幾句話，流亡大員們絕對“心裏沒底心發慌”。哪一次“流亡政府”的“310”（拉薩暴亂日）講話違背過現世達賴的“310”講話精神？多少次“偽議會”開會前夕，現世達賴沒有出來講個話，定個調？

　　以去年的“流亡藏人特別大會”（2008年11月17日－22日）為例。這次“藏人大會”雖由“流亡政府”一手操辦，且現世達賴有意“避會”。然而，這次“藏人大會”是十四世達賴“頒旨”召開的。會議結束翌日，十四世達賴即迫不急待地召見了與會代表，並舉行記者招待會，肯定“大會成果”。究其實質，正如《華爾街日報》2008年11月17日的一篇文章所稱，這次“藏人大會”只是達賴為鞏固其政治地位的一次“民意測驗”。“流亡政府”不過是這次“民意測驗”的實施者而已。

　　不管承認與否，只要十四世達賴在世一天，“流亡政權”斷無可能出離其政治影響，無論它怎樣“世俗化”，怎樣套用西方的“三權分立”，都擺脫不了這一“政教合一”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