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隨著20世紀的到來，敦煌千佛洞的藏經石室洞開，塵封千載之久的"敦煌遺書"重見天日並遠走他鄉--相當一批文獻文物被掠往英、法，或輾轉流向俄、日。這一事件本屬國恥，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然而始料未及的是，作為重大考古"發現"，不期然催生出一門國際性的熱門學科--敦煌研究，敦煌學。在吸引了西方百年間好幾代學人的同時，中國學者也走出傷痛，加入到這一研究行列。起初是遠赴海外查找資料、帶回膠卷，隨著這批文獻在國內整理出版，敦煌研究的主力軍回歸故鄉本土。

　　敦煌遺書中約有七千件吐蕃時期的藏文古卷，從文獻經籍到告牒契約，大多流散國外。經過藏學家多年努力，重要的文檔已經王堯先生等譯成漢文，有《敦煌吐蕃歷史文書》出版。其中的"大事紀年"起訖于公元650年～763年，雖不足以反映吐蕃時期全貌，卻為史家重整吐蕃史提供了難得的可信依據；正因其要言不煩，也為後來的作家預留出想象的空間。

　　《風化成典》自第一講到第五講，舉凡神話-傳説-英雄時代的描述，從這批古籍漢譯中借取甚多。其中藏地上古神話裏的天地之戰、銅鐵之戰、松石之戰，以及家馬的起源、亡者之鄉及祭司超薦種種，那些傳播過不知幾千年，現今在故事原産地也被遺忘了的精神生活，居然來自老舊宗教的儀軌書。作為民間社會的重要職業，苯教師負責溝通天地人神，致力於終極關懷，他們的儀軌書不僅僅是其職業活動的廣告説明，透過內中案例所涉及的，是早已失傳的高原社會場景，雖然很有限，卻屬絕無僅有。這些故事被輯錄在《東北藏古代民間文學》中。

　　由於藏文的創制與佛教的傳入同期到達，這類口口相傳的儀軌故事形成書面文字的時候，西藏高原一統的戰爭正在進行，原有的秩序受到擾動，死後的世界開始改觀，所以故事中不時可見對於"美好的黃金時代已逝，災難的捐稅時代開始"的慨嘆，不時可見對於"這一切均不屬於新教，而是屬於從前的古老習俗"的強調，不時可見的還有"堅忍屬於神和鐵，人的思想沒有一刻是堅定的"之類格言。不變的是改變，而改變中亦有不變："從前行善的人現在還在行善，過去有用的東西現在仍然有用。"伴著這樣的一唱三嘆，仿佛有蒼涼淒美的古風來襲。它就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人類各族群大致相似的童年。

　　通過《敦煌吐蕃歷史文書》傳遞的信息，可見從吐蕃開啟到鼎盛時期的血性生猛，活力激蕩。唐蕃並立兩百餘載，共同了興衰，戰爭固然是主題之一，但高原和內地之間、漢藏及多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疊合卻是空前的繁密。藏文古卷中既有《尚書》《戰國策》等名典的藏譯本，也有《孔子項橐相問書》的直譯和改編之作，其中最富有想象力的版本，是這位儒家聖人最終成為苯教的"百變之王"。另有《史記》中"毛遂自薦""脫穎而出"的典故，也被照搬在松讚幹布平息屬部叛亂的征戰過程，自薦者名叫米欽……凡此種種，並未納入這部文史故事中，那是需要計劃單列的。

　　吐蕃時期的敦煌，集中了一批藏、漢等多民族的文化精英，《風化成典》突出了一個人物，從事佛經藏漢文互譯的法成法師，陳寅恪先生曾將其與玄奘並列，並稱為"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雖説這位法成的族別是漢是藏，目前藏學界仍存不同意見，但他顯然超越了民族屬性，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標誌性人物，理應青史留名。

　　"請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遺忘了的古老言語。"

　　從史前走來，身後的風景漸漸斑駁，古老的故事連帶古老的言語，一路失落--時至今日，全球仍有數以千計的語言正瀕臨消亡，已經消亡的則無從計量。只有文字可靠，即使變化也有跡可尋。藏文係拼音文字，這批珍藏于敦煌的古卷以古藏語寫成，且是在公元9世紀對於古藏文重新厘定之前寫成，大大增加了辨識翻譯的難度，為此格外感謝付出了心血的翻譯者，讓我們這些被阻隔在藏文門外的讀者，共享了珍品的盛宴；追本溯源，尤其感謝敦煌遺書的創作者和保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