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歲的哈珍再過幾天就要退休了。這是她第二次退休，第一次是17年前，她作為校對員從民族印刷廠退休回家。而這一次，她的身份是北京藏醫院裏最受尊敬的藥房老師。

　　醫院的年輕人都叫她“哈媽媽”，親熱地跟她開玩笑：“你就不等我搬進新辦公室再退休嗎？你不知道我的新辦公室有多漂亮呢！”哈珍也樂呵呵地回答：“行啊。”回過頭，她跟記者説：“你看現在多好啊，這些年輕人又會説漢語，醫院條件又這麼好，我們那時候可不是這樣。”

　　“那時候”是17年前的1992年，北京藏醫院剛剛成立，退休在家的哈珍就被請了過來，原因很簡單，她的普通話流利，可以給不懂漢語的老藏醫們當翻譯。

　　十幾間從藏學研究中心撥出來的小平房，幾位語言不通的老藏醫，組成了最初的北京藏醫院。

　　從平房小院起步

　　儘管是在青藏高原上土生土長的藏族人，但哈珍説，“剛開始我對藏醫藥什麼都不懂”。那時候醫院人手特別緊，沒有分科，藏區來的老藏醫們都是全科大夫，而哈珍這個翻譯也要幫忙看方子、拿藥，做許多別的事情，“就這樣跟了幾個老師傅，慢慢學習，後來就開始懂一點了。”

　　從翻譯，到助手，再到醫院藥房裏最資深的老師傅，哈珍在學習中不斷成長，同時也見證了醫院從最開始的平房小院，到如今綜合性現代化大樓的每一次變化。但對這一切變化感慨最深的人，卻是院長黃福開。

　　他告訴《環球》雜誌記者，其實在藏醫院成立之前，中央領導就很重視對藏文化典籍，尤其是醫藥典籍的保護研究工作，“當時胡耀邦去西藏考察，在布達拉宮看到《大藏經》等很多文獻，他認為這些都是很珍貴的資料，國外已經興起藏學熱，我們自己更要對西藏文化特別是藏醫藥做好保護研究工作。”

　　作為一個自幼深受中醫文化熏陶的醫學專業人士，黃福開對藏醫藥早就很著迷，1990年到西藏的調研，更讓他覺得這個領域博大精深，民間有大量的珍貴經驗需要去挖掘和保護，也讓他迫切地感覺到，“在藏醫學領域，光有資料研究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有臨床上的研究來做補充，才能發展下去。”

　　幸運的是，他的意見得到了中央的支持，藏學研究中心開始籌建醫院，黃福開被任命為院長，“我們成立那天，中央電視臺一、二套都播了，中央是很重視這個工作的，但當時國家資金太緊張，你看看那時候的中醫院，也都沒有資金投入。”

　　儘管當時醫院設施只能用簡陋來形容，但來自西藏、青海等地的老醫生們卻以負責的態度和精湛的醫術漸漸贏得了良好的口碑。哈珍回憶説：“那些老醫生對患者真是太好了，不管什麼樣的患者他們都沒有嫌棄過，總是全心全意地為他們看病。我記得那時候有一個癱瘓在床的患者，家裏離我們不是特別遠，醫生下了班就會對我説，‘走吧，我們去看看這個病人去’，然後我們就走著過去了。”

　　不過，無論是哈珍還是黃福開，都沒有料到這家小小的醫院在國外引起的反響。黃福開現在還清楚的記得，“醫院成立不到半年，我們這裡就來了6個活佛，是從尼泊爾過來的，到我們這裡看了一次又一次。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們是達賴派過來的，達賴在國外聽説北京成立了藏醫院，他不相信這是真的，讓這6個人來打探情況，他們看了好幾次，才確信北京的確有了藏醫院。”

　　小巷裏的“健康旅遊”

　　隨著患者的不斷增多和影響的不斷擴大，到了1998年，政府決定加大對北京藏醫院的投入，中央統戰部、國家民委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共同投資1個多億人民幣，建設新的醫院大樓。

　　這一年，黃福開他們從藏學研究中心附近的小平房，搬進了“過渡房”——朝陽區柳芳北裏的新門診樓。“地方是大了一點，但交通特別不方便，只有一個小巷子，車子進出很容易就堵上了。”哈珍回憶説。

　　但就是在這樣的巷子深處，北京藏醫院開始有了真正的國際影響，從世界各地專程來看病的人越來越多，黃福開很自豪地告訴《環球》雜誌記者：“你們現在都在説健康旅遊，你知道健康旅遊是誰先提出來的嗎？是我們！那時候我們都奇怪，這些國外的旅遊團沒事跑我們醫院裏來幹什麼，他們告訴我，他們就是一邊旅遊一邊來看看藏醫，所以我們説，這就是健康旅遊嘛！”

　　2002年秋天，包括5層門診樓與7層住院樓的新醫院正式投入使用，北京藏醫院也有了一個新名字“北京民族醫院”——在傳統藏醫之外，壯醫、蒙醫等少數民族醫藥技術也被納入醫院研究、應用、推廣的內容。

　　在醫院5樓那間挂著巨幅《六長壽圖》、充滿藏族文化特色的會議室裏，幾年來黃福開已經接待了來自50多個國家的代表團，而在一樓簡潔明亮、充滿現代化氣息的門診大廳裏，則每天接待著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患者，“有15%以上是國外的患者，”黃福開介紹説。

　　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現在醫院的醫生們一般倒是不再需要配普通話翻譯，但光會説普通話卻已經遠遠不夠了。

　　“人才始終是我們的一大問題。”黃福開説。

　　一開始，北京藏醫院的醫生主要是靠來自西藏、青海、甘肅等地的老藏醫們輪崗，一兩年就要換一撥，“那些老先生們都住不慣北京，飲食啊，氣候啊，語言啊都不適應，所以他們住一段時間就一定要回去。”黃福開解釋。

　　意識到人才儲備不夠的問題後，北京藏醫院把重點放在培養既有傳統醫術，又有溝通能力的年輕人上。而近十年來，國家已經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西藏有藏醫學院，甘肅、青海、四川等地的中醫院成立了藏醫學系，如今已經培養出從本科到博士的大批藏醫學人才。北京藏醫院則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醫學院、中央民族大學建立了聯合培養制度來培養醫院需要的人才。

　　“醫院目前已經有170多個專業技術人才，”黃福開介紹説，“中央對我們也特別支持，現在各個部委機關都在縮減編制，但我們這裡還會擴大編制，大概會增加100到200個。”

　　“最重要的是原汁原味的傳承”

　　作為“十一五”期間的重點工程，北京民族醫院暨北京藏醫院的擴建工程正在進行之中，政府的投資在繼續加大，同樣在規劃中的還有北京昌平的藏藥研發基地。

　　哈珍有些遺憾，她不會到新樓和新基地裏去上班了，也不再需要繼續去聽患者們對藏藥的“抱怨”，“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的藥哪有什麼説明啊包裝的，都是直接從西藏運過來的，我們按照醫生開的方子，一包包的數給患者，告訴他們這是幾天的藥量。他們就抱怨説，怎麼連包裝都沒有啊，什麼都看不懂。現在好了，藥都是包裝得漂漂亮亮整整齊齊的，他們又抱怨説，怎麼藥都貴了呀，還是以前那樣多好，要這些漂亮包裝有什麼用，我們又不吃包裝……”

　　哈珍可能並不知道，藏醫藥應該如何在“以前那樣”和“現代化包裝”間平衡發展，也是黃福開思考得最多的一個問題。

　　在黃福開看來，中醫在傳承上走了一些彎路，有些經驗教訓藏醫一定要吸取，“要發展藏醫藥，最重要的是原汁原味的傳承。我們一定要遵從藏醫藥的傳統理論，要沿用脈診、尿診這樣的傳統方法，還要保持藏藥傳統的製劑工藝。”黃福開説，“但我們的年輕大夫也要學習現代的醫學技術，尤其是診療技術，用現代化的設備技術來證實藏醫學的治療判斷。”

　　黃福開覺得，保持傳統和適應現代化發展其實並不是矛盾，“像我們的年輕大夫都要懂藏文，我們的病歷也仍然都是用藏文寫的，不過我們現在會加上漢語的摘要，這樣既保持了傳統，也方便了病人。”此外，他正著手與西藏自治區的藏醫學院聯合培養人才，並將醫院的年輕大夫送到北京各大醫院去學習，他希望這些年輕人都能成長為未來型的藏醫人才。

　　對於藏醫藥的明天，黃福開充滿信心：“我覺得這樣的投入和保護只有中國才能做到，其實每個國家都有傳統醫學，像印第安的傳統醫學、印度的傳統醫學等，但現在都已經被現代西醫替代了，很可惜。我們現在對民族文化、民族醫學的保護，就是對未來的貢獻。”

責編：張曦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