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協與卡馬喬合同並無成績硬指標，只要求無約束力的“帶來明顯變化”

　　帶隊兩年，卡馬喬似乎並沒有給中國足球隊帶來明顯的變化。隨著球隊1比5輸給泰國青年軍，外界對於卡馬喬的質疑聲和下課聲已鼎沸。可是，炒掉卡馬喬説起來容易，做起來卻讓中國足協有些力不從心，而這一窘境早在足協選帥時便已埋下伏筆。

　　【選帥之禍】

　　實際人選只有卡馬喬一人

　　2011年7月，中國足協準備為國足換帥時，高洪波還在帶隊，但足協已跟後者達成共識，新帥到後，他要自動離開，即便心有不甘也要服從大局。

　　這年8月3日，分管國家隊工作的足協副主席于洪臣帶著幾名工作人員從北京出發，前往海外選帥。當時足協手裏總共有3名人選，克林斯曼、斯科拉裏、卡馬喬。不過由於克林斯曼已在7月底同美國隊簽約，因此中國足協在出發之前實際只有兩名主帥人選。

　　雖然斯科拉裏當時也在帕爾梅拉斯隊執教，但他已答應同中國足協可以“私下裏”接觸，如果雙方談得愉快，不排除自己跳槽的可能。

　　帶著這樣的密令，足協計劃先登陸西班牙，然後再前往巴西。沒想到的是，他們還沒抵達西班牙，“密談斯科拉裏”的消息便傳出。消息被披露後，秘密談判無法進行，另外再加之要支付帕爾梅拉斯俱樂部高額違約金，而這筆錢並沒有明確是足協出還是萬達出，因此足協只得放棄巴西之行。如此一來，足協手中只剩下卡馬喬這一張牌。而這一點，卡馬喬的經紀團隊非常清楚。

　　在總局一直敦促足協儘快落實新任國家隊主教練的大背景下，雙方還沒開始談判，卡馬喬方面就已經掌握了絕對主動。

　　雙方的談判節奏是這樣的：8月4日，足協選帥團隊首先同卡馬喬的經紀人見面。一天后又同卡馬喬本人談判。兩次談判之後，足協基本上就確定由卡馬喬擔任國足新任主教練。第三天，足協選帥團隊直接回國，準備雙方簽約的合同。

　　【合同之禍】

　　只要求“帶來明顯變化”

　　根據雙方簽訂的合同，卡馬喬團隊可以享受一份430萬年薪的合同，其中卡馬喬一人的年薪是280萬歐元，其他三個助手的總年薪為150萬歐元。值得注意的是，合同中的年薪全部是稅後。

　　足協選帥團隊當時曾對於稅前稅後的問題同卡馬喬經紀人有過爭執，但對方執意要簽一份稅後合同，足協也沒有太多辦法。作為讓步，卡馬喬團隊方面同意自己支付他們在西班牙的稅負。殊不知，卡馬喬多數時間生活在中國，只要他不在西班牙生活超過半年以上，他就不必在本國繳稅。

　　而在中國足協同萬達的合同中明確表示，萬達方面只負責教練組的稅後工資，並沒有闡述繳稅的內容。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足協只能負擔整個教練團隊的稅務情況。

　　根據規定，西班牙教練團隊每年繳稅是個人收入的45%。也就是説，中國足協每年至少要承擔將近200萬歐元的稅金，這將近是整個卡馬喬團隊年薪的一半。

　　在足協同卡馬喬簽訂的合同中並沒有對成績的硬性規定，只要求他上任後“要給中國隊帶來明顯變化”。可是，這個“明顯的變化”並沒有任何界定標準，因此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並不存在約束力。卡馬喬每場比賽結束之後都表示中國隊在進步，在技戰術方面較之以往有了變化。

　　除此之外，合同中關於卡馬喬的住房問題也沒有説清。合同中只是説會給卡馬喬的團隊安排住在高檔公寓，但究竟是什麼標準，沒有細説，以至於卡馬喬到北京後還因房子問題跟中國足協鬧過不愉快。卡馬喬目前住在北京東二環邊上的別墅區。

　　【解約之禍】

　　拆“喬”違約金需足協承擔

　　卡馬喬上任當天，時任足管中心主任的韋迪曾宣佈，卡馬喬不但擔任國家隊主教練，還將兼任中國青訓體系的總設計師。可是現如今，卡馬喬上任兩年，他從未在青訓設計方面做任何具體工作。卡馬喬在接受採訪時也表示，足協並沒有給自己安排這方面的任務。

　　卡馬喬上任沒多久，中國隊就迎來了2014年世界盃預選賽，結果折戟20強賽。當時足協的論調還是教練團隊需要時間。可是，當卡馬喬上任將近兩年後，中國隊依然沒有明顯進步，現如今又1比5輸給了泰國青年軍。

　　這樣的比分讓足協內部無法接受。但現在對於中國足協來講，換帥最大的障礙就是違約金問題。有消息稱，中國足協如果現在換帥，要雙倍支付卡馬喬團隊接下來的全部薪水作為違約金。不過據記者了解，並不存在支付雙倍薪水違約金的可能，但足協依然需要支付西班牙團隊截止到2014年8月底的全部薪水。

　　根據足協同萬達的協議，萬達方面只負責支付外教的薪水，並不承擔違約金。這也就意味著，中國足協如果主動同卡馬喬解約，那麼要支付大約501萬歐元的薪水和大約225萬歐元的稅金，如此高額的違約金顯然是足協無法支付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卡馬喬不主動提出辭職，那麼足協只能面對“請神容易送神難”的尷尬局面。每次提及下課問題，卡馬喬都會以不變應萬變，“我是否下課足協説了算。”對於卡馬喬踢過來的皮球，足協方面從不回應，因為也沒法回應。

　　中國足協將於近期召開國家隊的總結會議，關於卡馬喬的問題將是留給中國足球的一道難題，暫時無解。

　　專題撰文/新京報記者 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