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蘭案調查

　　“一夜之間桑蘭從天使變成了魔鬼？”“桑蘭案”發生不久，美聯社的報道中就發出了這樣的疑問。“獅子大開口，形同敲詐”新近出版的《明鏡週刊》作如此評論。

　　事實上，在桑蘭提出18項訴訟並索賠18億美元（現改為20項訴訟20億美元）後，外界對她和經紀人黃健、律師海明的質疑遠不止這些。而被桑蘭指控10項罪名的監護人劉國生、謝曉虹夫婦自從雇傭華裔律師莫虎後，就此選擇了沉默，不再接受任何採訪。

　　此後，媒體扮演了雙方“口水戰”的橋梁，對桑蘭案的報道鋪天蓋地。儘管距離開庭還遙遙無期，原被告雙方你來我往，將一場訴訟演變成了娛樂大眾的盛宴。這場被劉、謝代理律師莫虎冠以“狗咬狗”的爭鬥下，事情真相到底幾何？本報特約記者歷時15天，先後採訪了劉國生、謝曉虹代理律師莫虎、桑蘭經紀人黃健、體操協會負責人、體操隊隊員、當年採訪過友好運動會的記者何斌、當年在美國跟蹤採訪桑蘭的新華社記者楊明等十幾位與此事關係密切的知情人，一些鮮為人知的內情得以首次披露。

　　調查一：“撤墊子説”缺乏證據 知情官員稱是幻覺

　　撤墊子是確有其事還是幻覺

　　一切都要從1998年7月22日説起，當天桑蘭在第四屆美國友好運動會的跳馬賽前練習中不慎受傷，造成頸椎骨折，胸部以下高位截癱。對於造成事故的原因，5月12日新華社記者在對桑蘭的採訪中如此寫道：“當時是比賽前的跳馬熱身練習，桑蘭在起跑並快踩到踏板的時候，一名羅馬尼亞教練在運動員要落地的地方去撤墊子。”桑蘭認為，這個意外影響了她的動作，才導致她嚴重受傷。

　　“撤墊子”是挑起訴訟的直接導火索，但也是一大疑點，因為這只是桑蘭本人的説法，目前既沒有人證也沒有物證，一些當時在場的目擊者日後回憶説，他們並沒有看到有人撤墊子。Nessa是那屆友好運動會跳馬金牌得主，當天與桑蘭同場競技。在“桑蘭案”見諸報端的第二天（4月29日）Nessa通過個人官網回憶説：“我不記得看見有人移動墊子，也從未聽見有人議論過移墊子的事。”桑蘭的經紀人黃健不否認欠缺證據，“桑蘭説當年有人撤墊子，確實沒有第二個人去呼應。”

　　桑蘭曾透露，當時的轉播方CNN有一盤錄像帶記錄下了當時“撤墊子”一幕，但這個關鍵物證存在與否，目前也是個謎。按照桑蘭的説法，她曾向CNN索要這盤錄像帶，而CNN拒絕提供。迄今為止，CNN官方沒有對桑蘭的這一説法做出過任何回應。據記者調查，在美國，也盛傳著一種説法，稱有一盤錄像帶記錄了桑蘭受傷的過程，但這盤錄像帶並非出自CNN，而是一位當時在場的美國體操教練傑克。著名報紙《The Morning Call》在當年的報道中提到，傑克對中國和匈牙利運動員的跳馬動作很感興趣，意外發生時他恰好在場地中間拍攝中國隊的跳馬賽前熱身，因此留下了桑蘭受傷的唯一完整畫面。至於目前這個“孤證”的去向，有報道稱“事件發生後，很多人都追著傑克索要那盤錄像帶，這給他帶來了很多麻煩，在律師的建議下已將錄像放在了安全的地方，如果有一天出現官司再拿出來”。而關注桑蘭案的Nessa則表示，這盤錄像到目前也找不到了，“當媒體發現傑克擁有那盤錄像帶紛紛去找他之前，傑克其實早已經把它全刪了。”

　　而當年有可能目睹那一幕的中方在場人員，對桑蘭 “撤墊子説”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回避。前體操中心主任高健、女隊主教練陸善真、教練劉群琳均不願談及那個關鍵問題：在桑蘭準備起跳時，有沒有看見有人撤墊子？不過，一位了解內情的體操中心官員回應了記者的追問，在他看來，“撤墊子”不過是桑蘭的幻覺。 “還是那個根本問題，是她受傷後出現憂鬱，自己有幻覺，感覺有人撤墊子。”這位負責人語氣嚴肅地指出，“如果是因為撤墊子出了事，我們肯定不會沉默，不會跟那個教練罷休，”一方面，隊員起跳時撤墊子，這不符合體操比賽慣例，也違背體育道德，一旦發現有人這樣做，不光中國教練會爆發，其他國家教練也會一片譁然，但當時的情況是：“在場的這麼多教練沒有人指出來，”另一方面，從情理上講，“桑蘭畢竟是我們的運動員。如果是對方的責任我們馬上會跟美國講，不可能因為這個事阻擋孩子的利益。”

　　因此，無論于法于理，這位官員均確信：“這就叫意外，就是意外，你老説人家陰謀，那肯定不行。”

　　該官員還強調説，他並沒有指責桑蘭的意思，只是想把實情講出來。“如果真有人撤墊子，你為什麼不從旁邊跑，對不對？如果真是羅馬尼亞教練的問題，你為什麼不找他索賠？”

　　調查二：劉、謝監護桑蘭 “出自好心 不為牟利”

　　劉、謝夫婦為何監護桑蘭

　　所起訴的對象，一是負責賽事組織和保險理賠的五家機構，二是受傷後在美監護人劉國生、謝曉虹夫婦。這其中，最讓人吃驚的當然是後者。在此之前，劉、謝夫婦的形象一直被看做桑蘭的恩人。桑蘭起訴劉、謝也因而被部分網友認為是“忘恩負義”。

　　至於為何會起訴當初曾照顧其多年的劉、謝夫婦，桑蘭一方給出的理由有二。一是劉、謝夫婦剝奪了桑蘭父母的監護權，二是劉、謝夫婦沒有盡到監護人的責任，反而在監護期間涉嫌侵犯桑蘭的隱私。

　　對於這些指控，劉、謝夫婦雖不接受但目前也沒辦法一一澄清，因為劉、謝夫婦委託莫虎作為代理律師，按照美國的法律，他們將不能再接受媒體採訪。記者日前電話連線莫虎一方，他講述了劉、謝當年願意照顧桑蘭的原因，“當時他們（劉、謝）在中國做體育彩票，跟體育總局關係非常好。謝曉虹又是體操協會副主席，作為華僑他們贊助了體操協會，也是很有愛心的夫婦，他們也有經濟條件。謝曉虹信佛教，他們完全是出於好心和愛心。”

　　“當時是為了她更好地治療，本來謝曉虹是體操協會名譽副主席，她家正好在紐約，她有這個經濟條件，實力很強。去謝家是為了給桑蘭提供更好的環境，現在反而説監護人是為了利益，這完全是顛倒黑白。”

　　至於剝奪監護權的問題，莫虎説根本不存在，“她媽媽當時也住在家裏，完全是一片溫馨。她媽媽是農村人，非常靜，也不會講英文，她們的生活條件、醫療各方面完全在劉、謝的關心和籠罩下。根本就沒什麼矛盾，什麼要監護人，什麼要爭吵，都是沒有的事情，一切都是順其自然的，一切都是為了她的治療。現在是有人為了達到一定的目的，把事情扭曲了。”

　　對於莫虎描述的情形，黃健也不完全否認，他甚至對記者表示，劉、謝對桑蘭的好他們不會忘記，但話鋒一轉，他又強調：告劉、謝是法律方面的問題，而不是情理方面的問題。“他們當年在了解真相的情況下並沒有行動，沒有盡到責任，他們應該去勇於承擔，而不是去以恩人自居。”

　　黃健所説的沒有盡到責任，是説劉、謝當年沒有及時為桑蘭討個法律上的説法，“當年不管是訴訟還是和解，只要他們有所行動，也不至於我們這麼被動。因為某種原因造成了傷害，憑什麼我們還要背著這個責任，桑蘭自己也強調要明晰責任。”

　　對這一説法，上述體操協會負責人也顯得憤憤然，“她父母也在，我們沒有剝奪她父母的監護權。你不能説人家不幫你爭取，人家是照顧你幫你治療的，不是幫你打官司的。你父母沒這個訴求，你個人也沒這個訴求。”

調查三：真假“封口令”疑雲 封口令是否確有其事？

　　其實，外界質疑桑蘭“撤墊子説”還有另外一層原因，那就是這種説法出現的時間。在受傷的那一年，桑蘭接受所有媒體採訪時，都沒有提到“撤墊子”的細節。而時隔十幾年後，桑蘭才提出受傷是因為有人撤墊子，為何會有這個時間差？難道桑蘭對造成自己終生悲劇的原因還要故意隱藏？對此，桑蘭的説法是，事發當年，她曾收到中國代表團的“封口令”，不讓她對外披露受傷原因。那麼，果然有這樣一道“封口令”嗎？

　　矛頭所指的對象體操協會説起此事就有些義憤填膺，“我們不可能不維護中國運動員的利益，誰説要封口，誰説不讓你説話，你接受了多少採訪啊，你見了多少人，所有人你都見到了，席琳迪翁，萊昂納多，包括美國的一些政要，你都見到了，你有什麼委屈？”説到動情處，這位負責人語氣有些激動，説話分貝也高了許多。

　　在桑蘭將劉、謝夫婦告上法庭後，後者也曾找過體操協會讓他們幫自己説話，但是協會以不方便表態為由拒絕了。事情被熱炒了這麼久，體操協會也沒有就桑蘭一事表態，其實是有難言之隱。“我們為什麼不説話，是不願意把這些事實説出來，把她（桑蘭）推到不利的位置，我們也很為難。普通的網民現在很明白，現在為了打官司非要製造出一些隱情似的。”

　　時任《新民晚報》記者的何斌（現供職于文匯新民報業集團）採訪過那屆友好運動會，他回憶説，至少在當時他並沒有感受到所謂的“封口令”。

　　而曾經堅持有“封口令”的桑蘭一方，也開始有意淡化此事的意義。經紀人黃健對記者説：事到如今，不管是不讓桑蘭説因撤墊子而受傷，還是全面禁止她接受國內媒體採訪，似乎都已經不太重要了。“其實只是一個表象的東西，至於是誰這麼做，不要太多地去深究。”黃健如此表示。

　　調查四：監護人利益疑雲 劉國生彩票經營受益何人

　　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當年體操協會托劉、謝夫婦照顧桑蘭時，並沒有出具書面委託，更沒有明確劉、謝監護桑蘭的權利與義務。一切就像是一種私人託付。那麼，體操協會為何與劉、謝夫婦會存在一種近似朋友間的密切關係？在桑蘭案爆出後，許多人猜測，是因為雙方存在利益往來。

　　桑蘭本人也持這種觀點，5月1日，桑蘭曾發微博質問：“他們和體操協會什麼關係？和體育彩票什麼關係？和我什麼關係？我不想加入罵戰。用證據説話！”至此，劉國生與中國體育彩票的關係被牽了出來。

　　此前，國內媒體對劉國生的報道多跟彩票有關，《新京報》曾在2007年一篇報道中稱劉為“中國體育彩票之父”。熟悉劉國生與中國體育彩票關係的知情人士告訴記者，這一稱謂一點都不為過。

　　“説那兩口子跟彩票有什麼黑幕，你沒有證據怎麼能説人家。中國體育彩票沒有他們立不起項，另外他們在任的時候彩票沒有出任何事情，出事是後來他們走了之後。”

　　劉國生最早意識到中國彩票的商機是1986年，當時他得知中國即將發行彩票，開始尋找機會並於1988年在北京投資創辦了“北京樂達利實業公司”，成為福利彩票三個定點印製單位之一，也是全世界第一個介入中國彩票的外商。這一年，桑蘭7歲。

　　1994年，經國務院批准，體育部門開始發行長期體育彩票。也正是從那年開始，劉、謝公司成為中國體育彩票的定點製作單位。此時，距離桑蘭美國出事還有4年。

　　“不是説人家照顧你桑蘭了，才拿到了彩票的生意，人家早就做了。”知情人總結道。

　　到了2003年，劉國生的樂利達公司退出中國，中國體育彩票由樂利達的壟斷進入體彩中心自身的壟斷。劉國生曾在博客中透露，走的時候沒有一分錢債務問題和稅務問題，幹手凈腳地來、幹手凈腳地去。

　　“當時劉國生是被總局一位新上臺的領導趕走的，彩票後期出了多起腐敗事件，都是在劉、謝離開之後所發生的。”知情人還透露了這樣的內幕。同時，他還憤然表示：“體育彩票給中國體育帶來了多大貢獻，你得感謝人家，你不能説人家賺了錢就説人家是奸商，你要看他正面給這個事業帶來了哪些貢獻，你現在看人家發財了就一定是奸商，你沒有證據不能胡説。他跟總局什麼關係，他跟彩票什麼關係，他們是合作關係，這是沒有問題的。”

　　調查五：經紀人身份疑雲 黃健見錢眼開還是財大氣粗

　　與劉、謝夫婦的遭遇近似，在桑蘭案爆出後，經紀人黃健的身世背景也成為人們質疑的焦點。不少人或明或暗地指出，桑蘭之所以會時隔多年後打這場官司，就是受了黃健的教唆。劉、謝夫婦在5月中旬的博客中回應桑蘭指控時也稱，“這個可憐的女孩被壞人利用了”。所有人都看得出這裡的“壞人”是什麼含義。

　　在此前後，作為“壞人利用説”的註釋，黃健的早期經歷被一層層翻出，並演繹為越來越多的版本。一種較中立的説法稱，黃健以前是擊劍運動員，1999年與桑蘭結識，從2000年開始擔任其經紀人，2010年又成了其男朋友。5月5日，有網友在論壇發帖，稱黃健為了桑蘭拋棄了曾經的妻子，與妻子離婚之後，跟桑蘭在一起。還有一種説法是黃健根本沒離婚，他跟桑蘭在一起只是為錢，但後兩個版本無法從黃健本人那裏得到證實。

　　關注桑蘭案的記者圈內有一種普遍感覺：對於和桑蘭的關係，黃健一直諱莫如深，後者接受《體壇週報》採訪時曾表示，“我們的關係就沒必要説了，就像人活得好不好別人管不著一樣。我們都應該保護桑蘭，這個問題沒必要去問。”當記者三天前再次希望他就此談談時，黃健只是説：“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幫她，外界説什麼都是站著説話不腰疼。”也不想作正面回應。至於利用一説，黃健覺得不值反駁，“大家説我利用桑蘭，1999年我就認識桑蘭，我要利用早利用了。”

　　記者也試圖從周圍人身上更多了解黃健的經歷和內心。一位曾多次跟黃健打交道的圈內人士告訴記者，“至少2007年黃健還沒有離婚，現在他離沒離我不知道。”《半島晨報》記者曾嘯曾多次採訪桑蘭和黃健，他稱黃健的早期經歷他了解不多，但“利用説”肯定不靠譜，“其實桑蘭最痛苦、最無助的時候，黃健一直在默默無聞地幫助她。現在有人説黃健打官司是要錢什麼的，那麼10年前他就能預感到現在要打官司了嗎？而且黃健家裏的條件並不比桑蘭差，他也是偶然的機會開竅了，從美國方面受到了點撥。所以這個事不是蓄謀已久的。”

　　《新民晚報》也曾揭秘黃健家境殷實，“早在10年前，黃健就曾在深圳買下一套300多平方米的房子，如今除了房價翻了幾番外，這套房子每月租金就能收入1.5萬元，此外黃健還在北京頤和園附近擁有一套房子，家族還留給他一套四合院，保守估計黃健的資産已經數千萬元了。”

　　這些似乎都有助於説明，黃健幫桑蘭打這場官司，不為一個“利”字。在採訪中，黃健還對記者強調，不但他本人不是為“利”打官司，桑蘭也不是。在黃健眼裏，桑蘭是個很知足的人，“在望京買了一個80多平方米的房子，她很開心，能有一套這樣的房子，就滿足了。她也喜歡享受普通人的生活樂趣，地攤上吃個烤串，北大西門烤翅去過，很知足。簋街的小店她去過。她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樣，非要像公主一樣活著”。

　　提出訴訟之初，桑蘭曾對美聯社表態，“官司的輸贏對我來説並不重要，我相信法律是公正和公平的。”隨著案件的進行，她又將自己索賠的舉動定調為八個字，“不為別的，只為尊嚴”。

　　如今，桑蘭的代理律師海明證實劉、謝夫婦已接到法院傳票，案件很快就將進入法律程序。不管這場訴訟背後還有多少恩與仇、情與理、動機與手段、真相與謠傳的博弈，都將留待法律來最終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