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了一部《城管執法操作實務》,這本教材公開宣揚“以暴易暴”。《南方週末》日前評論説,城管對於求生貧民的暴力驅趕乃至肉體對抗,源於城市決策者的“管制潔癖”;任何秩序的需要,任何法律的需要,應該止于求生的需要。對於後一論斷,我深以為然,但管制潔癖雖然體現在決策者身上,卻不能不説也與許多市民有關。
如果一個普通中國人,與走街串巷和路邊擺攤設點的小攤小販無關,那麼,當他路過熙熙攘攘的街市,看見摩肩接踵的人群夾在攤販中間行走,被攤販們的貨架以及遺留下的垃圾磕磕碰碰,一定會破口大罵這些攤販們骯髒,污染環境,影響市容,讓城市不像城市,跟個大農村一樣。
特別是近十幾年,工業化速度加快,城市建設現代化了,市民也就以現代化大都市市民自居,不再允許大街上引車賣漿者之流遊走。輿論呼籲甚囂塵上,市長豈能無動於衷?最近又提出若干年內要讓武漢乾淨堪比新加坡的偉大理想。在這種背景下,城管隊伍管制的責任與壓力更加膨脹,與攤販之間不時上演貓和老鼠的遊戲。
城管拼死維護市容,卻不被市民理解。每次武裝起來的城管驅除手無寸鐵的攤販都會引來市民對於後者的同情,而發生暴力事件,更讓城管成為市民眾矢之的,而不論究竟誰對誰錯,是非曲直究竟如何。這一點,每當有類似事件發生,報紙上的時評無一例外將矛頭對準城管,以顯示作者們高貴的同情心。
但他們似乎忘記了問題的緣起,忘記了作為市民或其他社會角色之前抱怨、投訴、抨擊攤販們時的義正詞嚴,忘記了之前百般嘲笑城市管理者的懦弱無能,居然管不好一個城市的臉面時的快意,忘記了正是因為他們施加於決策者的壓力所導致的城管與小攤小販之間的致命衝突。
《南方週末》的評論説得對,如果我們市民都能容忍城市某種程度的臟亂差,以維持貧民的生存,作為城市現代化的代價,那麼城管施暴的壓力和衝動就會大大減弱。(原標題:我們有沒有“管制潔癖”?)
責編:唐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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