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車浩

　　如果持假槍比其他方式搶劫更有效而又不加重處罰，在政策上相當於變相鼓勵購買倣真槍搶劫的行為；相反，明確持假槍搶劫也可能按最高刑為死刑的“持槍搶劫”處理，則是向潛在的犯罪人釋放信號。

　　圍繞17歲男子商某搶劫案，“持倣真槍搶劫”究竟應按普通搶劫在10年以下量刑，還是應按“持槍搶劫”的加重情節在10年以上量刑，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筆者認為，“真槍假槍量刑不同”的看法(5月3日《新京報》)，是拘泥于僵化解讀司法解釋。對認定“持槍搶劫”而言，只要看起來足夠像真槍即可，不必非得在客觀上具有危險性。

　　從持槍者的角度看，持槍未必就是打算實際使用。在未出現被害人傷亡結果之前，持槍者的主觀心理只能無疑義地體現為：利用槍支形象恐嚇並壓制被害人反抗。只要能達到這一效果，無論槍真假，對搶劫者來説都一樣，對司法機關認定其主觀內容和惡性程度來説也一樣。

　　區分槍的真假，對被害人而言並無意義。驚恐和被威脅的狀態，以及對此的保護需求，不會因槍真假而有所不同。被害人不可能在反復研究對方所持槍的真假後，再決定是否害怕和反抗。刑法不會將一望而知的兒童玩具評價為“槍”，犯罪人一般也不會拿著一眼看出是假的槍來威懾被害人；能讓人恐懼的，只能是那些外觀上看起來酷似真槍者。

　　至於事後鑒定出該“槍”是真槍還是倣真槍，對當時陷入驚恐中並因而不敢反抗的被害人來説並無區別，對保護公民財産權和人身權的搶劫罪立法目的而言也並無區別。

　　反對的意見可能會説，被害人受倣真槍威嚇，這完全可以按照普通搶劫在10年以下處理，沒必要按“持槍搶劫”升格到10年以上。法定刑升格的根據，難道不是真槍才具有的客觀危險性嗎？

　　對這種質疑，可以從兩方面回答。

　　一方面，所謂的“客觀危險”，在搶劫者只是意圖把槍支作為威嚇工具而非射擊工具時，就不是對真槍重罰、假槍輕罰的區別理由；即使“客觀危險”被實現，真槍造成了傷亡結果，那也可以既適用“持槍搶劫”，又適用“造成他人重傷、死亡”共兩個加重情節累加評價，或者在“持槍搶劫”的量刑區間內從重處罰。

　　另一方面，從“客觀危險性”的角度將“槍”限制于真槍，麻煩不少。當搶劫者持有不裝子彈或因故障無法射擊的真槍時，如何評價這裡的“危險”？當搶劫者持真槍卻又對槍栓、保險等使用方法一無所知，在搶劫現場也根本不可能射擊時，是否還有“危險”？這些對“客觀危險”的解釋困難，如果站在被害人的角度，就會因感受無所差別而得到化解。

　　因此，槍支的暴力形象，足以使搶劫者的脅迫力升級，使被害人的恐懼心理升級，使搶劫既遂的可能性升級，這才是“持槍搶劫”法定刑升格的根據；至於槍支的真假，不是關鍵的問題。

　　或許刑法理論和司法判決不能通過懲罰宣示，逼退一個已經決意搶劫的人，但可能通過懲罰力度的調整，影響搶劫方式的選擇。如果持假槍比其他方式搶劫更有效而又不加重處罰，在政策上相當於變相鼓勵購買倣真槍搶劫的行為；相反，明確持假槍搶劫也可能按最高刑為死刑的“持槍搶劫”處理，則是向潛在的犯罪人釋放信號。這對遏制倣真槍製造、交易的地下市場，降低搶劫既遂的成功率，具有重要意義。

　　□車浩(法學博士)

責編：張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