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永峰

　　日前舉行的廣州市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工作會議透露，廣州加大力度推進新一輪國企改革，國企行政級別將取消。一時間輿論沸騰，熱議取消的諸多好處。問題是，一旦將此新聞放到國企領導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審視，就不難發現，取消國企行政級別比人們想象的要困難得多，相關的改革處在空轉的狀態下已經有些年頭。毫不誇張地説，“國企行政級別”也是改革的深水區。

　　其實早在2000年10月，當時的國家經貿委就發佈了《國有大中型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加強管理的基本規範(試行)》，規定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不再套用黨政機關的行政級別，也不再比照黨政機關幹部的行政級別來確定企業經營管理者的待遇。如果該項規定得到了不折不扣的執行，焉有廣州此次大張旗鼓推行改革的道理？改革力度如廣州這樣的城市都如此，其他城市的情況可想而知。

　　廣州此次採取的變通手法，即按照“老人老制度，新人新辦法”的原則，保留廣州市自2000年國企領導體制改革以來，由廣州市委、市政府任命的國企領導人員在企業中的有關待遇。這種“變通”本身，就揭示了取消國企行政級別的阻力之大。

　　難度到底在哪兒？不外有三：

　　第一，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國企高官的雙任命制——國企高管在拿到董事會聘任書的同時，還收到當地黨委組織部的任命書，“成功地”解決了黨政幹部在國企與政府之間的任職障礙，一定程度上調動了黨政幹部的“積極性”。越來越多的走上重要崗位的黨政幹部擁有國企工作經驗，越來越多的國企高管憑藉其豐富的經濟管理履歷，成為各地黨政領導的熱門候選人。某種程度上，國企發揮了“經濟官員孵化器”功能，這一點在發展壓倒一切的大局面前尤其重要。取消行政級別，讓黨政幹部與國企高管各行其道，需要在制度設計上解決如何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問題。

　　第二，缺乏緊迫感。人們往往把取消國企的行政級別與提高國企的經濟效益聯絡到一起，好像如果沒有這個“功效”，取消就顯得多此一舉。這幾年在國企處在發展順境中的時候，以前一再被詬病的“國企病”在優異的業績表面前“一俊遮白醜”，自我感覺良好到了極點。此時再提什麼取消行政級別，多少有點“討人嫌”，最終還得靠地方政府的行政自覺。

　　最後，對國企高管的利益的平衡問題。廣州“取消”的消息一齣來，各方不約而同地關注兩個問題：國企高管能不能到政府任職；國企高管的收入，會不會出現畸高現象。國企高管何嘗不關心這兩個問題？此兩點也是每個國企高管內心的“魚”和“熊掌”。取消國企行政級別，説到底取消的是國企高管的行政級別，行政級別也只在他們身上才能體現出“應有的價值”。“出則為商、入則為仕”，已成為一些國企高管的理想人生價值實現模式，讓一個國企高管從一個已經成型並得到強化的母體上斷奶，談何容易！

　　細讀廣州的“老人老制度”，再品廣州市國資委主任張連廣作出的“未來也不排除優秀的國企領導幹部進機關”的表態，在脈脈溫情中見利益切割之難，很容易讓人産生“推動政治生態的改革，絕非一個城市之力所能為”的感慨。

責編：張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