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31日，湖北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通報：去年以來，湖北省共有1678名幹部、富人、名人超生被查處，其中，3名人大代表被罷免，4名政協委員被撤銷資格。孝昌縣龍騰水泥公司董事長歷少清因超生被罰76.55萬元，這是湖北省目前最大的一筆超生“罰單”。（《楚天都市報》1月1日）

　　正如有專家所言，名人富人想生就生，長此以往，人為使得財富數量、聲望值與人口出生量成正比。而這種人口出生“兩極分化”現象，也必將造成一些不和諧因素。因此，嚴懲名人富人超生，勢在必行。然而，怎樣嚴懲呢？對此，我們注意到，很多地方都選擇了“經濟重罰”作為嚴懲名人富人超生的辦法。譬如湖北這一筆最大的超生罰單，還有，前不久安徽就對一名超生私營企業老闆徵收了60萬元社會撫養費。

　　76萬元罰款，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説，確實是一筆“鉅款”，近乎一個天文數字。可問題是，對於一些有錢階層尤其是具有超生慾望的富人而言，76萬元乃至更多就實在又算不上什麼了。試想：可以花數萬元吃一頓飯、能一擲百萬買一輛車，交76萬元超生罰款又有何難哉？

　　長期以來，對於沒有行政公職的人員，超生處罰主要是由有關部門徵收社會撫養費。社會撫養費這個概念，是在2002年起執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出現的。“不符合有關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但在事實上，繳納社會撫養費已經成為現實中富人明目張膽超生的“擋箭牌”，只要有錢，只要不怕罰，就可以公然超生。所以，繼續單純以提高社會撫養費數額作為嚴懲富有階層超生的懲治手段，其作用不僅不容樂觀，還有極其深遠的負面效應——不就是幾十萬嘛，小菜一碟！我們應當警惕，如此天價超生罰單由於作用有限而異化為富人公然超生的“門票”。

　　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表示，目前仍然要以依法徵收社會撫養費為主，在法律上研究加強處罰，在社會輿論上進行譴責。法治與德治雙管齊下，的確是一種可行的“嚴懲”之道，但在具體操作中究竟該如何“法治”、如何“德治”，卻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我看來，要想嚴懲名人富人超生並取得實效，“法治”思路必須拓展，應儘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用更多的法律手段對“單一罰款式處罰”進行補充。與此同時，還要以制度跟進來督促道德自律，比如，應將名人富人超生納入誠信監督，建立企業或個人誠信體系，把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業信譽度、個人誠信度挂鉤等等。

　　通過相關措施使名人富人的違法超生空間變得狹小，道德成本加大，，名人富人超生現象才會真正得到遏制。至於缺乏制度支撐的天價罰單，不“亮”也罷。（原稿題目為“別讓天價罰單成為富人超生的門票”，新聞日期是2008年1月2日 ）

責編：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