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可持續發展模式的背後是消費主義價值觀

　　2009年年底參加哥本哈根會議，我有一個強烈的感受，就是人類現在走的是一條回不了頭的道路。全世界都在説減排，但實際上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願意減的和應該減的量之間有很大的差距。因為減排意味著讓出一部分GDP，除了調整能源結構，最終還要減少消費和生産。這跟可持續發展提出來的問題其實是一樣的。

　　這麼多年我們喊著可持續發展，但我們所做的是在往越來越不可持續的方向走。所以我最近也在思考：這到底是人本身的問題，還是別的什麼問題？有沒有可能停下來或者減慢速度？現在地球病了，人類也病了，我們能不能自己把這個病給治好？這都是非常讓人困惑的事情。有一個朋友打了個比方，説對於人類而言，環境問題一開始就好比是闌尾炎，這個病不大，但是要治好就必須動手術把它割掉。然而困難的地方在於，得這個病的是人類，能動這個手術的也是人類，要我們自己給自己動手術，下不了這個手啊！於是闌尾化膿，慢慢變成了腸道粘連、腹膜炎等，最後就可能致死。

　　反思造成今天這種局面的原因，我想與工業革命以來人們在觀念上的巨大轉變分不開。工業化進程中，機器的利用使得人的能力仿佛得到了無限的延伸，從而讓人類産生了妄想，覺得自己可以主宰世界，只要想幹，就什麼都能幹。而隨著我們對資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和利用強度的大大提高，物質生活極大地豐富了，於是大家都認為“好”的生活必須通過佔有更多物質、通過消費來體現。今天，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所嚮往和崇拜的模板就是美國的生活方式——房子很大、車很大，消耗的東西很多。美國是個非常強勢的國家，這個“強”無形中就變成了“好”的代名詞。大家都想學美國，甚至把它上升為了一種人權的訴求：美國人能過這樣的生活，為什麼我不能？

　　但是我們都忘了或者説下意識地不去想，這樣的發展是有限度、有條件的，地球的資源量擺在那裏。當然肯定會有人説，憑人類的智慧，可以不斷地創造出新的資源，把原來不是資源的東西也轉化成資源，比如説可以對垃圾進行循環利用。可是我們現在所有的發展都仍然是一個開放的而非循環的體系。如果是封閉循環的體系，所有的生産生活都在一個既定的框架下循環，這樣的確不會加重地球的負擔，但是我們還遠遠沒有到達這一步，我們對資源的整體消耗一直在高速增加。未來的工業和技術發展是不是能夠讓人類實現徹底的循環？這很難説。

　　有人算過賬，説世界人民要都過上美國人的生活，10個或15個地球可能都不夠；別説美國，就是讓現在中國的所有農民都過上城裏人的生活，地球也已經承受不了。所以，並不是我們要不要選擇過美國人的生活的問題，而是我們別無選擇。這是否公平？從人權和發展權的角度來説，肯定不公平，但這是我們面對的現實，不管你是不是應該具有這個權利，這個地球已經不可能讓每個人都過美國人的生活。

二、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根據在傳統文化中

　　反過來我們應該思考，那種瘋狂地佔有和消耗物質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就真的“好”呢？這是需要好好討論的問題。現在我們認為錢多、GDP高、物質生活豐富、可以隨便浪費就是“好”，中國那些先富起來的人，過的基本上都是美國式的生活：開大車、住別墅，甚至開始買飛機了，用的東西也都是全球化的産品，什麼最貴用什麼，就像電影《大腕》裏面那句很經典的臺詞所形容的，“不求最好，但求最貴”。

　　“好”很大程度上是人的感受，但“貴”是市場哄抬起來的。我們今天的很多觀念以及消費模式，實際上都是舶來的，是工業文明的附加價值觀，而中國的傳統中並不是這個樣子。過去，中國人崇尚節約為好，即使是富庶人家，孩子吃飯如果糟蹋了糧食也是要挨打的。雖然歷代都有一些富人爭豪鬥富、很奢侈浪費，但那被認為是非常可恥的事情。比如説《紅樓夢》裏面説茄子要怎麼做，經過多少道程序，那也是在嘲笑大戶人家的生活鋪張繁瑣，並不是説那是值得嚮往的東西。而歷史上，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國家。清朝的時候，中國人口4億左右，佔全球人口的1/4，但是GDP佔到了全球的1/3；現在中國人口13億多，佔世界人口的將近1/4，而GDP只佔全球的5%。也就是説，相對於過去而言，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窮得多的國家。在中國是富國的時候，我們一直保持著節約的習慣；在今天相對貧窮的情況下，我們卻被外來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同化了，而我們所嚮往和信奉的這些東西又恰恰是不可持續的，它把整個人類推向了一條死衚同。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中國這些年的發展，除了以“錢多”為“好”，就是以“快”為“好”。快速是可能帶來毀滅性的後果的，因為慢的時候大家還可以琢磨這些東西到底好不好，出了問題也能夠及時消化，一快，就根本沒時間思考，所有的矛盾和問題只能捱著，越捱越深，最後集中爆發。比如説工業化，西方在這個過程中是有很多經驗教訓的，但是由於我們的工業化速度太快，以致于連那些經驗教訓都沒來得及去學習，環境問題就是如此。我們惟恐一慢了就會落後挨打，因此拼命地往前趕，一口氣也不喘，卻沒有回過頭來想一想，很多東西是否真的有必要。

　　人類自私的本性是根深蒂固的，這一點在哥本哈根會議上就能看得非常清楚：那些小島國都要被淹沒了，大國卻還守著自己的減排底線不鬆口。但是人也是一個群體，它必定具有群體性的價值觀，而這一點蘊藏著改變的希望。

　　今天中國的困境，包括全人類的困境，實際上是工業文明帶來的消費主義價值觀所導致的。這個問題需要全人類共同應對，資本主義國家也在思考和尋找一條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道路。而探索這條新道路，對中國人來説有一些額外的便利和優勢，因為我們有寶貴的文化財富。如果説中國還有可能走出一條綠色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實現強國之夢，我認為就一定要從文化上來挖掘，要到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裏面尋找根據，特別是在“好”字上下工夫，樹立新的價值觀。

　　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的傳統文化裏可能也有與中國文化相類似的東西，但是中華文明延續的時間最長，根基最深厚，只有它才能夠形成非常強有力的體系。而且中國現在有一些很有利的條件——我們有這麼多的人口、這麼強的購買力和這麼大的市場，加上中國真正工業化的時間並不長，充其量幾十年，所以我們的老一輩人尤其是農村人身上，傳統的東西仍然保留得比較深，農民們還沒有習慣奢侈和浪費。作為一個大國，中國所做出的選擇必將對世界的未來産生深遠的影響。

　　在今天全球一體化的時代，中國確實要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才能向“強國”邁進，而價值觀可能就是中國未來能給世界做出的重要貢獻。

三、走低碳道路，最大的希望在農村

　　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中國的態度一直備受世界矚目。如果別國都低碳了，而中國不低碳，中國也強不了、富不了，因為國際上很多經濟制裁就會開始。

　　二氧化碳的排放權是國際談判的焦點之一，其實説到排放權，中國的城裏人和發達地區的排放已經和發達國家差別不大了，人均碳排放已經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這是由生活方式所決定的。我們城市裏的生活方式跟美國差不了太多，而且我們的能源效率更低，創造一塊錢的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發達國家的好幾倍。

　　中國真正在人均碳排放權上有空間的，實際上是農村人，因為目前農村的生活方式仍然比較低碳，亂花錢亂消耗東西還沒有在農村形成風氣。所以，中國如果要走出一條更加低碳的道路，最大的希望在農村。

　　當碳排放已經到了很高的程度之後再想辦法往下降，成本就會更大，做起來也會更困難。而如果在中國農村儘量通過技術創新和觀念革新，以農業和相關的低碳産業為基礎，創造一個安居樂業的低碳鄉村發展模式，那麼中國的碳減排就會更有實效。從這個角度來説，我認為低碳的農村是中國可以為世界應對氣候變化做出的一個實實在在的貢獻，也是有可能做到的。因此，無論是在探索新的價值觀方面，還是在真抓實幹地節能減排方面，我們都要充分重視和挖掘農村可以發揮出的積極作用。但是我們現在對農村的重視程度和各方面的投入都不如城市大，如何走好低碳農村之路，這是需要從國家戰略層面加以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