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GDP政績、大上化工風氣催動下，環境門檻和監管被一再降低，沿江而建的大批化工園區，正以一種公開的方式威脅著長江水環境。

　　記者 張瑞丹

　　5月19日傍晚，居住在江蘇省常州市春江鎮新華村的吳常德和往常一樣，下班後看了看天色，打開了臥室一角的窗戶。1小時後，吳將窗戶關嚴，直至次日傍晚。

　　“早晨氣味最大，酸不溜秋的，聞後很不舒服，我寧願聞汽車尾氣。”吳常德告訴《財經國家週刊》。不過，他這個維持了五六年的無奈之舉，終於看到了“改變的希望”。

　　5月18日，《長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下稱《規劃》)獲得國務院會議通過。吳常德們所苦盼的“全面提升流域及近岸海域水污染治理和環境監管水平，保障飲用水水源地水質安全”等內容已經列入其中。

　　近年來，長江中下游流域的污染問題日漸突出，吳常德每天要聞到的“怪味”，便來自不遠處的沿江化工區。上世紀90年代，新北區下屬部分鄉鎮開始引進化工企業。春江鎮就開始經常瀰漫著説不清的“惡臭”。2003年，春江鎮又被定為江邊化工區，短短數年間，這裡成為水污染與空氣污染的重災區。

　　吳常德3年前曾經去附近的圩塘集鎮區，其景象令吳常德至今震撼不已：澡江河污染嚴重，水體隨著沿岸化工企業種類的不同，分段呈現出綠、紫、黑等多種顏色。

　　“澡江河一路向下流到長江。長江水量大，臟水很快衝沒了，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吳對《財經國家週刊》記者抱怨。但是，居住在化工區周圍的人們，生活卻因此改變。

　　2004年，常州市迎來了化工産業發展高潮。化工企業紛紛入駐的同時，當地身患癌症的人口數量也在不斷攀升。

　　數據顯示，常州市新華村這個人口6000多人的村子，2004~2008年間，身患各種癌症的人數高達近200人，死亡率超過歷史上的血吸蟲病。

　　棲身“黃金水道”

　　常州新北區，只是江蘇乃至長江流域的一個縮影。對於化工企業的癡迷，使得這裡陷入開發-污染-再開發-再污染的惡性循環，積重難返。

　　本世紀初，中國重化工業進入爆炸增長期，企業數量以每年近20%的水平蔓延。

　　數以千億級的資本，紛紛注入中國的電解鋁、石油、化學等重化産業中；而自西向東流淌、素有“黃金水道”之稱的長江，則提供了其最為理想的棲身之所。

　　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産業發展部主任孫偉善告訴《財經國家週刊》，從國際經驗來看，化工企業多建在江河湖海附近，中國也不例外。因擁有優質港口和腹地灘塗資源優勢，四川、重慶、湖北、江蘇甚至上海，都毫不猶豫把重化工當成其發展支柱；一些以重化工為主導産業的央企“巨無霸”，更成為地方政府爭奪的主要對象。

　　在追求GDP政績、大上化工風氣催動下，環境門檻和監管被一再降低。

　　環保部去年12月11日發佈的一項數據顯示，“全國總投資近10152億元的7555個化工石化建設項目中，81%布設在包括三峽庫區、南水北調輸水幹渠沿線在內的江河水域和人口密集區等環境敏感區域，其中45%為重大風險源”。

　　這僅是冰山一角。據統計，我國長江沿岸約有40余萬家化工企業；此外還分佈著五大鋼鐵基地、七大煉油廠，以及上海、南京、儀徵等石油化工基地。化工産業對於長江岸線的侵佔，在下游尤其明顯。僅南京到上海的短短距離，長江沿岸就擺放著8個大型臨港化工區；而在江蘇省境內，往往走不了幾十公里，便會發現幾個化工園區；江蘇省蘇州一市，下屬各區更是建起9家大型化工園區，每個園區內又有大大小小數十家化工企業。

　　隨著各種類型的化學工業園區建立，接踵而至的是物流、倉儲和上下游延伸，港口碼頭、儲罐、化工項目上下游産業蜂擁而至。

　　“可以説，長江流域一些江段岸線已完全飽和，被化工項目佔滿。”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所研究員陳爽驚嘆。

　　孫偉善並不贊成這種發展模式：“從經濟角度而言，發展化工業確有必要，但沒有必要跟現在一樣，蘇北和蘇南，長江對面對著幹。”

　　2004年3月，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協會印發《關於我國化工園區發展的指導意見》的通知，建議化工園區建設應根據自身條件和經濟實力，不可盲目集聚，“防止相互攀比、圈地過大、基礎設施與項目建設脫節；避免因一味追求上大項目、鋪大攤子而造成土地資源和公用工程設施的浪費。”

　　但這紙通知並未起到任何預期效果。孫偉善對《財經國家週刊》記者坦言，儘管行業協會並不支持化工企業、園區遍地開花，擔心大量企業集聚會産生污染疊加效應，但終究只能起到引導作用，無法遏制地方政府此消彼長的化工“衝動”。

　　水污染危機頻發

　　2004年起，水量浩蕩的長江終於不堪重負，水污染危機頻頻爆發。

　　最先出事的是支流。2004年2~3月，長江上遊一級支流沱江附近的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化肥廠出現設備故障，氨氮含量超標數十倍的廢水傾瀉而出，導致沱江流域嚴重污染，簡陽、資陽、內江、資中等市縣近百萬群眾飲水中斷26天，沱江魚類大量死亡。

　　該事故一度被稱為“近年我國發生的最大一起水污染事故”。

　　隨後，長江流域相繼爆發湘江鎘污染事件、岳陽砷污染事件等重大突發性水污染事故，沿江居民飲水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到了2007年，民間關於“長江流域産業佈局必須調整”和“建立水環境安全預警機制”的呼聲此起彼伏。

　　彼時，民進中央曾對上海、江蘇、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重慶、四川等8個省市的長江流域水環境安全現狀進行聯合考察和調研，完成了《長江流域水環境安全與保障調研報告》，並提交至2007年兩會。

　　該報告指出，自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故以來，中國共發生130多起與水有關的污染事故，平均2~3天便發生一起。

　　參與撰寫該報告的專家、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振樓指出，長江流域工業和生活污水排放量居高不下；流域工業和生活污水處理能力低下，污水處理設施建設遠遠跟不上水環境污染的速度。

　　“許多運行的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水平也在下降，依然沿用上世紀70、80年代的處理技術。”水資源保護專家、長江委長江流域水資源保護局原局長翁立達表示。

　　過去30年間，長江水質惡化趨勢明顯。翁立達只用了一個相當簡單直觀的數據：氮、磷含量分別增加了一個數量級，即10倍，“污染來自農業污染與工業排污。”

　　國家環保部最新的環境統計年報顯示：近年來，向長江排污現象十分突出。長江接納的廢水量年年位居全國七大流域首位。2008年，長江接納的廢水量佔全國近四成，為接納量排名第二的珠江兩倍之多。

　　據長江流域水資源保護局的統計，20世紀70年代末，長江流域廢污水排放量尚不足100億噸；2007年，翁立達率隊對長江做過一次“體檢”，發現長江流域年排污量已突破300億噸大關，“相當於每年一條黃河水量的污水被排入長江”。

　　這個數字很快又被突破。本刊記者剛獲得的《長江保護與發展報告2011》中，中科院南京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高俊峰等指出，僅2009年排入長江的工業廢水排放量就達到221.1億噸，比2005年工業和生活污水總排放量還要高。

　　《財經國家週刊》記者了解到，雖然長江沿岸建起了相當數量的污水處理廠，但維持正常運行的也不過1/3，更遑論“繞道而行”的企業偷排。

　　住在重慶長壽化工園區的老工人趙東東(化名)對此中伎倆相當熟稔。“只要有人帶路，半夜你去廠區走一趟，就可以看到一些企業一條條排污管直通長江，都在拼命偷排”，“白天你是絕對看不到的，環保局經常派人過來檢查，一檢查都是好的”。

　　對企業而言，偷排廢水正面效益明顯，節省大量排污費用，但對長江卻是一場大災難。據《財經國家週刊》記者了解，長江幹流共有取水口近500個，目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岸邊污染帶的影響。

　　近年來的調查表明，長江已形成近600公里的岸邊污染帶，其中包括300余種有毒污染物。

　　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周琪告訴《財經國家週刊》，現有評價標準，很難全面反映長江的水質狀況。

　　“常用的主要有COD、BOD、大腸菌群、溶解氧等，但隨著化工企業種類的增多，污染物的種類在不同江段也呈現出差異；而目前的監測結果並不能很好反映出來；即使是污水處理廠，也很難將全部污染物一一清除。”周琪認為。

　　治理的尷尬

　　對在長江流域的環境風險，無論是政府還是專家，都早已有所警惕。問題明晰，但治理卻遠非想象中容易。

　　近年來，國家明確規定了對高耗能、高污染企業採取關、停、並、轉和限期治理的制度，長江沿岸各地環保部門也加大打擊力度，但翁立達卻認為效果式微：“長江污染治理至今，依然呈現變差趨勢，沒有扭轉根本局面。”

　　長江正陷入一個逐漸被透支未來的惡性循環：一方面，沿岸化工企業數量越來越多，危機四伏；另一方面，長江污染物稀釋很快，幹流水質在現有的評價標準下總體良好，“人們又開始心懷僥倖”。

　　《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調查發現，目前有關長江的討論，多集中于防洪、水資源調配、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對於污染治理，則鮮有人長期關注。翁立達等少數學者長年執著的聲音，終未形成主流。

　　陳振樓坦言，或許真的要等到長江幹流爆發一次重大污染事件，沿岸化工污染的控制才會最終擺上臺面。“問題是，長江與其他河流不一樣，一次重大事故可能就完蛋了。”

　　擺在治理者面前的第一道難題，是長江環境容量到底有多大？《財經國家週刊》問及所有受訪者時，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專家學者，統一答案均是“搖頭”。

　　但在混沌中，一些曾經的化工“明星”省份，已開始意識到沿江化工産業過於飽和，繼而轉向治理。

　　比如2007年曾飽受太湖藍藻困擾的江蘇，在整個無錫市飲水遭遇威脅的危局下，被迫追尋根源，結果發現化工企業排污造成太湖80%以上水體富營養化，成為藍藻大暴發的“溫床”。

　　國家環保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李維新介紹説，有了“前車之鑒”的江蘇省隨後啟動了五年期的新一輪沿江規劃；其中一個重要方面，便是將限制沿江化工行業發展。

　　《財經國家週刊》亦了解到，為配合新一輪規劃，自2010年底起，江蘇省各縣市挂靠在地方發改委的“沿江開發辦”開始逐一撤銷，“原則上不再鼓勵化工企業沿江開發。”

　　翁立達等諸多專家則擔心，儘管地方政府也開始關注化工治理，但地方政府各自為政，具有風險隱患的化工企業集中建在江河水庫附近，“小風險會出現疊加遞增效應”。

　　環保部亦發現了這個問題。2009年2月，環保部正式啟動了針對環渤海、海峽西岸、北部灣、成渝和黃河中上遊能源化工區五大重點區域的戰略環評(又稱規劃環評)工作。與單一的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不同，戰略環評會從整個區域的政策、規劃及計劃層面進行環境影響評價，並不單單限于單個項目。

　　換言之，一個已通過環評的建設項目，若放在區域規劃層面上，仍可能被認為“不符合要求”；這大大提高了化工業的門檻。

　　2009年國慶節，《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正式實施。但直至今天，全國各地工業佈局失衡，不考慮環境容量與風險的行為仍不鮮見。

　　北京大學法學院環境資源法教授汪勁指出，雖然個別規劃環評項目在環保部干預下做得相對成功，但大部分項目都把“規劃環評”做成了“建設項目環評”的套路；加上很多地區和部門對規劃環評缺乏足夠重視，導致積重難返。

　　今年4月15日，國家環保部下發《關於做好“十二五”時期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將嚴格執行《關於加強産業園區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有關工作的通知》規定，著重抓好化工石化園區和其他排放揮發性有機物、重金屬等有毒有害物質的高環境風險産業園區規劃環評。

　　逆流而上？

　　亡羊補牢，為時不晚。接受《財經國家週刊》記者採訪的專家學者均表示，治理長江需多借鑒國際經驗，需要解決好上下游之間的關係，避免走入下游治理、上遊污染的“死衚同”。

　　專家口中的國際經驗，指的是曾被喻為“歐洲下水道”的萊茵河污染治理。這條流經瑞士、德國、法國、盧森堡、荷蘭等9個歐洲國家，沿途居住著近2000萬人的跨國江河，與長江一樣，曾經飽受沿岸工業污染之苦。

　　上世紀中期，戰後的歐洲百廢待興，大規模的戰後重建使萊茵河流域成為歐洲最主要的經濟命脈。多個工業區沿河分佈，不斷索取工業用水的同時，也排放了大量工業污水。

　　1987年，萊茵河沿岸國家一致通過了《2000年前萊茵河行動計劃》。該計劃特點之一，便是將生態系統恢復作為萊茵河重建的主要指標，而並非簡單用若干水質指標來衡量。經過13年的治理，萊茵河才得以重生。

　　同濟大學周琪認為，中國的沿江上下游城市是否能緊密配合，成為治理長江相當重要的一環。長江要展開治理，首先要把整個流域的真實情況搞清楚。但現實是，“即便是只做整個流域的科研工作，單和各地政府協調起來就相當複雜麻煩，涉及太多城市，很難開展。”陳振樓表示。

　　不過，最令業內人士擔憂的，恐是近年來化工企業“污染逆流轉移”勢頭。例如，近兩年浙江省加大了對化工企業的治理，一些長江中上遊省市地方官員則頻赴浙江招商，拿著關停企業的名單，希望“招而引之”。

　　“GDP至上的觀念，至今仍未改變；這種發展模式短期內能産生很高的經濟效益，但風險很高，環境代價很大。”安邦諮詢研究員劉小英對《財經國家週刊》表示。

　　2009年6月，國務院批准設立皖江城市帶承接産業轉移示範區，並於次年1月正式批復《皖江城市帶承接産業轉移示範區規劃》。

　　據悉，目前已有杜邦、巴斯夫、拜耳等跨國化工公司紛紛前往皖江開發的前沿陣地——安徽巢湖，探討建立生産基地的可能性。

　　“如果合理的規劃佈局沒有落實到位，監管不得力的話，難保安徽不會成為下一個污染大省。”陳振樓對《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表達出很大的擔憂，“安徽一旦出事，影響的人口數量將會遞增”。

　　《財經國家週刊》記者了解到，安徽省合肥化工循環經濟園已吸引20余家企業入駐，正在向千億元年産值的石化基地邁進。而安徽化工園項目已經開工建設，將承接上海産業轉移，建成華東重要的煤化工生産基地。

　　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産業發展部主任孫偉善則認為，産業轉移並非是壞事。但他強調，“産業轉移，應該轉移的是産品，而不是污染。轉移過程中，必須升級技術，避免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