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楊丹丹 毛曉雅
在剛剛過去的一個多月裏,安徽省宿州市上上下下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秸稈禁燒“會戰”:市、縣、鄉鎮數千名幹部駐村一個月,24小時輪流值守,盯防焚燒秸稈的發生。這樣的幹部駐村規模在宿州市近40年的歷史上是沒有過的,效果也是顯著的:全市5個區縣中,3個實現了零火點,另2個較往年有大幅下降,禁燒成績在安徽農業大市中排名前列。
雖然午收禁燒已告一段落,然而各界人士對禁燒的思考卻越發活躍。
禁燒是對萬名幹部經受基層鍛鍊的考驗
“工作20多年了,在農村連續住了一個多月,這還是頭一次。”6月24日,記者見到宿州市外宣辦副主任仇索時,他剛結束“包村”,回到市裏。“人黑了不少,也瘦了一圈。”仇索的妻子略顯心疼地説,“雖然只有半個小時車程,但一個多月中,他只回來過兩三次,禁燒最緊張的那段時間,他的換洗衣服還是我給他送過去的。”
和仇索一樣,全市有1300名幹部從市級機關單位抽調駐村,分赴近1300個村。“每個村都有1名市級、1名縣級、數名鄉鎮和村幹部組成的禁燒小組,全市有近萬名幹部參與了這場‘戰役'。”宿州市禁燒工作領導小組成員、環保局副局長李玉清説,“不同於往年的是,今年的禁燒工作方案是以市委、市政府名義下發,提出的目標是‘零火點'。”
由於村裏衛生條件較差,仇索在駐村期間一直拉肚子。農民家裏沒有太陽能熱水器,只能燒水用盆衝涼。每天早晨6點起床,到10點鐘,他和其他幾名駐村幹部已經把村裏的地都巡視了一圈。仇索所在的東坪集西村地處兩市交界處,禁燒壓力尤其大。有一天傍晚,對方的地塊燒起來,他們幾名幹部拿著滅火器、鐵锨、掃帚撲上去,卻遭到鄰市縣農民的抵制。最後只能在邊界處旋耕出一條隔離帶,防止火勢蔓延過來。
“這一個月的收穫很大。從來沒見過這麼多式樣的農業機械,從沒了解過這麼複雜的農業知識,從沒跟這麼多農民面對面地做思想工作。是禁燒工作讓我有機會了解到農村的實際情況,讓我有時間去思考農村選舉、美麗鄉村建設等三農問題。”仇索説,雖然出身農村,但離開這麼些年,農村的變化發展已經很大。這些感受是坐在辦公室裏沒辦法接觸了解到的。他每天工作之餘不忘用微博記錄自己在村裏禁燒的工作與生活。“眼睛被迷了,鼻子裏灰黑了,小腿扎花了,腳面成非洲人了,胳膊發紅了,心被埋怨傷了。好處是,頸椎不疼了,寂寞的時候看看天,藍的。”記者在仇索的微博上看到這樣一段禁燒感受。
“做農村工作要細緻、有耐心。要聽得進去他們的意見和心聲。”埇橋區包保幹部郝朝陽説,有一天在村里正在做禁燒宣傳時,突然被20多名婦女團團圍住,大家七嘴八舌地説起自己禁燒的難處。他挨個聽清楚發現農民反映的問題有兩點:一是限茬收割太慢,二是農機手利益受損。限茬是禁燒的措施之一,每名幹部按片包地,要監督農機手,留茬不能超過15厘米,然而農民卻不接受。在與農業專家商議後,幹部們對禁燒措施進行了調整:先收割,再滅茬。這樣收割速度上去了,農民、農機手都滿意了。
“很久沒有幹部到農村呆這麼長時間,前後將近一個月呢。沒想到這些城裏來的幹部們還挺能吃苦。”埇橋區街東村農民王成林説。每天,他都能看到駐村幹部頂著烈日,在塵土飛揚的收割麥田裏來回穿行。淩晨兩三點鐘,還有舉著手電筒、在田裏巡查值守的幹部。為了方便夜裏值班,他們乾脆在地頭搭起帳篷,睡在裏邊。“夏天蚊子多,天又熱,我們都吃不了這份苦,他們卻能忍受。”
“在禁燒工作期間,幹部沒有性別之差。女幹部也要吃住在村裏。”埇橋區楊莊鄉鄉長任鴻志介紹説,禁燒期間調用了300輛車,張貼標語、喇叭廣播,一個村一個村地流動宣傳秸稈禁燒,公車明顯緊張。鄉里的女宣傳委員徐招弟開著自家車,天天在泥地麥田穿行。沒有意識到排氣管被秸稈、泥土堵住了,一次她開著開著,車子竟自燃了,幸好路人及時發現,她用滅火器撲滅了火,但車已經毀了。任鴻志有天夜裏12點巡查監督駐村幹部,在村頭看到徐招弟和另一名計生專幹兩個女同志穿著睡衣還在麥田裏巡邏。
“包村的女幹部們的確不含糊,她們下到田間地頭不戴帽子不打傘,農民遞把椅子過來,也不擦一下就坐下來。”對口負責蕭縣禁燒的宿州市農委主任張明權感嘆説,正是這些小細節,體現了幹部的作風,拉近了與農民之間的距離,讓農民信任幹部、支持幹部工作。他建議明年還要開展禁燒工作,這是幹部聯絡群眾的紐帶。
“年年禁燒年年燒,以至於不少領導幹部在思想上有了‘不燒怎麼辦,禁也禁不住'的模糊認識。禁燒不僅是種植戶的責任,更是各級幹部的責任。每年的秸稈焚燒,燒壞了環境、燒壞了地力、燒壞了健康、燒壞了形象。所以宿州從今年起,必須下定決心,幹則必成,堅決禁住。”宿州市委書記張曙光認為,禁燒既是對幹部的一次鍛鍊和考驗,也是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一種有效途徑。
禁燒是傳統農業轉型發展的必經陣痛
“禁燒是為了更改農民的傳統種植習慣,所以很難。”李玉清介紹説,當地農民之所以擔心不燒了種不下去,是對新的種植模式不信任。解決禁燒要從三個方面做文章。一是要推廣農業技術,改變傳統種植習慣;二是要對舊有的農業機械升級換代;三是要給秸稈進一步綜合利用找到出路,讓理論設計更有實際可操作性。
“我們今年禁燒期間主要工作就是引導農民收割小麥限茬,要求留茬不能超過15厘米。”宿州市農委副主任趙曉春介紹説,同時給收割機安裝秸稈粉碎機就地還田。對留茬部分則使用滅茬機或旋耕機滅茬,這樣有利於土壤保墑。麥草粉碎還田需要解決廣大農民的兩個認識問題。一是麥草堆在田間有七八厘米厚,農民認為這樣會造成播種難;二是以前的玉米播種機都是“短腿”,貼著地面可以播種,現在地面上有麥草覆蓋,農民認為沒辦法種下去。
“老百姓認為不燒不能種是缺乏現代農業知識的一種誤解。麥田覆蓋麥草可以提高濕度5~6個百分點;就地還田比較便捷、勞動量小;秸稈還田有利於增加土壤有機質,不會降低出苗率。唯一的弊端就是秸稈留田量大,病蟲害易發。農技、植保部門應責任到人、包保下去指導防治。”趙曉春針對這兩種認識一一進行了解釋。“至於‘短腿'播種機種不下去的問題則要靠農機農藝的結合。宿州市通過政府獎補的方式引入種肥一體化播種機,這種播種機是‘高腿',徹底解決了種不下去的難題。在秸稈粉碎還田後,直接採用‘高腿'玉米播種機夏種,出苗率好得很。農民看到顧慮都沒了,也就會不燒了。”
“種糧大戶的禁燒意識很強烈,不需要太多宣傳就會自發去還田、回收利用。而小面積的分散農戶恰恰是禁燒的難點。”郝朝陽認為,禁燒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發展必經的“陣痛性”問題。隨著土地流轉的加速,組織化程度的提高,禁燒也將不再是個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地方政府應儘快出臺相關獎補政策以加大土地流轉的速度,才有利於禁燒問題的根本解決。
“以前不禁燒,收割機不論馬力大小都可以用。一禁燒,加裝了秸稈粉碎機後,動力小的帶不動。很多舊的小馬力收割機都沒辦法使用了。”蕭縣環保局環境監察大隊長張傑介紹説,今年禁燒農業機械受損頻次和程度嚴重,收割機在田裏開著開著就自燃的現象不在少數。所以農業機械的更新換代尤其緊迫。
“禁燒是大勢所趨。只有通過禁燒才能加速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不通過政府的行政推動,等著自然的轉變和過渡只會時間更長、代價更大。”宿州市市長史翔説,秸稈焚燒問題牽連著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因素,它的深層原因在於農業技術的相對落後,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過程中的階段性問題。宿州市以高額的行政成本禁燒,實際撬動的卻是:農民傳統種植觀念的鬆動、落後農機的淘汰、新型農機農藝的研發和推廣應用……這些都無形中推動著農業的加速轉型。
禁燒需要統籌好“禁”與“疏”的關係
“我們正在對禁燒工作總結和思考,要把好的做法發揚光大,不好的做法儘量避免和杜絕。”宿州市埇橋區政府研究室主任葉于援説,今年禁燒政府的做法還是行政包辦。現在國家倡導服務型政府,政府要學會利用市場機制引導農民不燒。有些地方是非糧食主産區,可以通過調整産業結構來解決禁燒的根源性問題。而埇橋這樣的糧食主産區擔負著國家糧食安全的重任,財政底子又薄,每年僅午收這一季禁燒的費用投入就近億元,成為一項沉重的包袱。建議國家層面針對糧食主産區轉移支付中要考慮此項開支和預算。
“農村的地都是‘地連地',凡是邊界或邊境的麥田很容易存在‘陰陽臉(有的燒了、有的沒燒)'的狀況。”趙曉春説,禁燒是一盤棋,需要鄰近的地市統一部署統一規範,而不是各下各棋。
“光靠一個省或一個地區來執行禁燒政策,效果肯定不明顯。建議國家層面能夠出臺有關秸稈禁燒的指導性意見。”李玉清説,當前秸稈禁燒和綜合利用的行政成本過高,應考慮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效能。
“政府強制禁燒,通過幹部下基層死看硬守,總體來看投入大,政策高壓性強,容易造成老百姓與政府的對立情緒。我個人認為,不能完全依靠行政手段去硬推禁燒。”趙曉春談到了自己的思考。要讓農民接受秸稈禁燒這個事,要學習做農民的思想工作。可以採取獎勵舉措,對不燒的農民大張旗鼓地獎勵等辦法。要在農藝上加大投入,為秸稈覆蓋還田提供技術支持,保證夏種的順利進行。
“焚燒秸稈從根本上講,還是由於我國農民過於分散、沒有組織化的生産經營現狀造成的。”趙曉春坦言,通過禁燒的“高壓政策”實施2~3年,才能培養和形成農民不燒秸稈的習慣。與宿州交界的江蘇省部分縣區早些年強壓實施禁燒政策,如今禁燒的理念已經被農民普遍接受,就能發揮主體的能動作用,幹部們抓禁燒工作也就相對容易多了,這種觀念的轉化和培養需要一個過程。
“國家應統一農機具的標準,有利於農機具的及時維護。”張明權説,午收農機具使用頻繁,一些農機具出現故障卡殼,由於不是標準配置,無法找到配件維修,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收割。他建議政府加大對農業補貼力度,要加大對新型收割農機、秸稈綜合利用設備更新換代的補貼力度。
最終還是需要在機械化收割的同時粉碎還田,或採取其他同步收集綜合利用措施。只有到那個時候,才不需要大規模的“禁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