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臺村：一多半年輕人出門打工了

　　儘管大年初三冀中平原南部地區下了一場大霧，可檀瑞發在大棚裏，仍陸陸續續迎來了幾位驅車從省會石家莊來採摘草莓的遊客。

　　距離石家莊幾十公里的欒城縣范臺村，是當地的一個草莓種植基地。全村近一半農戶都在種草莓。檀瑞發今年60歲，種了10多年草莓。

　　10多年前，忙了一年的檀瑞發在正月時往往無事可做。同自己的父親一樣，他種了一輩子小麥和玉米，冬天是最清閒的時候。按照村裏人均一畝半地的劃分，檀瑞發家裏分到了8畝地。一年兩季，先種小麥後種玉米，刨去人工、機械、肥料成本，小麥、玉米都算上，一畝地年收入只有700元。

　　一年收入不到萬元的檀瑞發，卻要承擔3個子女的開銷。2000年的時候，3個孩子有兩個在讀書，日子過得捉襟見肘。就是在這一年，縣裏開始推廣草莓種植，檀瑞發成為村裏第一批草莓種植戶。

　　平展的冀中平原田壟縱橫交錯，范臺村的地多數是南北走向的狹長地塊。大棚就像向日葵，需要充足的陽光照射，所以檀瑞發租用了兩畝臨近公路的地，建成3座東西走向，南北受光的草莓大棚。為此，他每年要按照每畝地800斤小麥和800斤玉米的數額交租金。

　　即使這樣，檀瑞發也願意種草莓，因為3個大棚從第二年開始就有收益了。能夠有收益，除了草莓自身價格就高，更在於當地農民敏銳的市場嗅覺。從區域位置看，欒城縣是河北省會石家莊的衛星縣，縣城與市區接壤，一遇節假日，城裏有很多人開著車拖家帶口到周邊的郊縣踏青遊玩，在大棚採摘瓜果成了城裏人的消遣方式。看到城裏人喜歡採摘，草莓不愁銷路，第二批、第三批種草莓的農民把整個村、整個鄉都變成白色的大棚採摘區，形成了生態採摘的經營模式。

　　但一窩蜂的種植，沒有帶來多高的收益，大棚多了，可是來採摘的人數沒有變多。直到有一天，一位從北京來採摘的遊客嘗過檀瑞發的草莓後，説了一句不中聽的話，你這草莓口感不好，不如北京的採摘園裏的草莓甜。

　　在這之前，整個范臺村種的都是法國的草莓品種，儘管産量高，容易管理，但口感發酸。

　　這之後，檀瑞發和幾個村民決定到北京取經。2009年冬天，租了一輛車的檀瑞發和幾個村民來到北京通州一個草莓採摘大棚。知道他們是來考察的同行，大棚的主人請他們放開了品嘗，但就是不賣給他們幼苗。

　　檀瑞發也是犟脾氣，回到家後他找到河北省農科院，引來了名為“紅顏99”的日本品種。現在，檀瑞發種3個大棚的成本每年到了5萬多元。其中，光買苗每個大棚就需要1.5萬元，再加上施肥、換地膜、鋪草簾，一個棚需要投入1萬多元。從每年12月到次年6月，是草莓的採摘季節，30元一斤的草莓，隆冬和初春時在北方很受歡迎，靠著3個大棚，檀瑞發每年的純收入達到了6萬元。

　　2005年，檀瑞發花了十幾萬元給唯一的兒子在石家莊買了一套房。2010年，又花了6萬元給兒子買了小轎車。儘管兒子畢業後在石家莊一個外企上班，收入也不低，但檀瑞發依然要將種大棚的收入全部投入到子女身上。而他自己在生活上一直很“摳門”，口袋裏10塊錢一包的“綠石”香煙平時只用來招待客人。家裏冰箱的菜還沒屋外樹梢上晾著的幹菜葉子多。

　　儘管村裏規劃得不錯，家家都是統一樣式的四合院，整潔的水泥道路上不見一點兒牲畜糞便，但住在城裏的兒子已經不適應村裏貧乏的物質生活了。就拿買東西來説，村裏只有幾個小賣部，裏面的物品儘管有吃、有喝，但畢竟與城市裏的大超市沒法比。

　　兒子的房間雖然比二老的裝潢好，家電齊全，但沒有網絡，習慣網絡看電視劇的小兩口在家這幾天就沒怎麼打開過電視機。

　　兒子回城後，檀瑞發就一步一踉蹌地在大棚裏幹活兒了。冬天，大棚的最高溫度能到39攝氏度，幹得滿身出汗的檀瑞發每次從大棚出來都忍不住打幾個寒顫，高溫高濕的環境使得他的左腿關節得了風濕病。

　　村支部副書記檀增順的大棚與檀瑞發挨著，過年期間檀增順每天都要接待收購草莓的商販。他説，儘管種草莓能掙錢，但村裏2000多口人，有一多半的年輕人出門打工了。

　　“村裏400個草莓大棚，勞動力全是上了歲數的”，檀增順説，種大棚都是五六十歲的人，年輕的、有力氣的都跑到城裏打工了，一年掙的不見得有種大棚的多，但過得瀟灑，不用每天在大棚裏窩著。

　　現在，檀瑞發考慮最多的是把三女兒嫁出去，他説農民就認一個理，“只要能動彈一天就種一天地，活著就是為了給子女創造好的生活條件”。在檀瑞發的大棚裏，剛種上的幼苗已經開出了潔白的小花，他説自己就像大棚裏的蜜蜂，因為草莓開的花沒有蜜，蜜蜂只能忙著授粉，自己卻得不到什麼，但沒有蜜也要勞動。

　　斜倚著大棚一側的泥墻，檀瑞發揉著自己的膝蓋，他擔心自己如果到了走不動的時候，家裏的3個大棚誰來照料。

　　南王莊村：種地的都是上了年歲的人

　　在農村有句諺語，叫一畝園頂十畝田。講的是種菜要比種糧食收益快。這句話在河北省永年縣姚寨鄉南王莊村得到了體現。

　　大年初五，王慶海查看了村裏的三十幾座大棚。與被凍得板結的大地相比，大棚裏的土地如同肉松一般細膩蓬鬆。自家的土地被徵去修路了，但是失去土地的王慶海並沒有外出務工，而是選擇在合作社“上班”，在大棚基地當起了保安。

　　在程會平8分地的大棚裏，種著西蘭花、芹菜。每年的收入比過去單純種小麥、玉米翻了四五倍。

　　2008年之前，程會平自家的4畝地，每年大約收穫800斤小麥和1000斤玉米，純收入不到3000元。2008年後半年，村裏與當地一家企業成立了蔬菜專業合作社。專門生産有機蔬菜。

　　本已割完麥子，買好玉米種子的程會平選擇了投奔合作社，後半年按照合作社跟企業的協議，種起了辣椒。2009年，又將自家的土地經營權流轉給了合作社。合作社每年按照每畝地2000元的租金將土地流轉給了合作的企業。企業負責出錢、出技術，合作社負責具體管理。

　　據合作社理事長王旗介紹，包括南王莊村在內，參加合作社的有6個村，800多戶人家。加入合作社以後，從種源到銷售，都由合作社和企業負責。王旗原是邯鄲市第一人民醫院的正式職工，每年有五六萬元的收入。成立合作社後，他回到村裏成為合作社的理事長，工資由企業給開，他的任務就是給參加合作社的農民提供服務。他的收入比過去在市裏時多了一倍。

　　現在，參加當地合作社的農民收入包括兩塊：一塊是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收入，僅這一項就頂上了過去種糧的收入；另一塊是種菜的收入，因為是按照企業要求種植的有機蔬菜，所以蔬菜不愁銷路。從合作社收購的有機菜直接進入城市超市，或者出口國外。

　　而在此前，永年縣流傳著一個段子，因為當地大蒜出名，但知名度不高，為了賣出去掙錢，當地人都是背著大蒜全國各地推銷，一挂蒜一開始要價20元，後來兩角錢就被賤賣出去。

　　59歲的程金也是合作社的一員，他一年種西蘭花的收入就能過萬元。之前，程金都是騎自行車走十幾公里到鄰近的邯鄲市賣菜，菜價低的時候眼看著菜爛在地裏沒辦法。現在，他都是按照企業的訂單來種菜。

　　儘管這些地方的農民收入都增長了，但遇到的相同問題是，種地的都是上了年歲的人，無論是檀瑞發還是程會平，他們額頭上都已經有了很深的抬頭紋，張口説話時露出的牙齒也不再齊整。這些在城市裏早到了退休年齡的老人，由於子女都已經離開村莊，不得已繼續從事著農業生産。

　　談起兒子程小寧時，程金揚起了頭説，兒子是全村唯一一個在北京打工的年輕人。上中專時學的是電子專業，畢業後，程小寧選擇到北京找活兒幹，一個月四五千元的收入，要拿出一多半來支付房租、飯錢。去年，程小寧準備湊些錢讓媳婦來北京做點服裝批發生意，後來聽説北京的服裝批發市場要外遷，也就擱置了下來。

　　回到家後，程小寧每天都要跟同村的年輕人聚會，桌席上他總是講到北京的地鐵多麼長，生活節奏多麼快。但每平方米上萬元的房價和限購政策，使得程小寧難以紮根北京，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在北京掙錢，然後到河北的二三線城市買房。

　　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能夠成為城市人至少要在城裏上幼兒園、小學，才能獲得與城裏孩子相同的機會。中專學歷的程小寧現在籌備著繼續深造，他希望通過提升技能再找一份薪酬高的工作，把媳婦接到北京生活在一起。

　　西萬安村：老人一旦身體不好，地就撂荒了

　　初六傍晚，太行山南部山區降下大雪。紛紛颺颺的雪粒將河北武安市境內的大部分村莊都包裹上厚厚的積雪。

　　在西寺莊鄉西萬安村，宋江文的老伴兒正忙著在灶臺上做飯，鍋裏小米粥溢出的香氣，讓這個二層樓結構的四合院顯得暖意融融。

　　這個晉冀豫三省交界的村落，是一個典型的靠天吃飯的山村。村子隨著山坡溝壑高低起伏，因為是山坡地，這裡的農民不能像在平原一樣種大棚，除了地形，制約這裡農業發展的還有水源的匱乏。

　　在十年九旱的華北山區，為了解決村裏人畜飲水和作物灌溉問題，村裏幾乎都有一個蓄水的旱池。宋江文家就在村裏的旱池邊上。但給兒子宋小亮燒水做飯的時候，宋老太都會用盛在缸裏的井水，或者是平時不捨得用的自來水。

　　在村裏，宋江文家屬於殷實的富戶，這不僅是因為他擁有13畝地，還在於家裏有多少人外出打工。幾十年前，當宋江文還是孩子的時候，就隨著父親“跑太原”了。因為地理、文化、商貿和人脈的關係，這個在河北省境內的山村，有一多半年輕人都選擇到臨近的山西省太原市務工。過年這些天，好多家門口停放的小汽車都挂著山西的車牌。

　　年近60歲的宋江文已經不在務工的“候鳥群”裏了，他一年到頭就跟老伴兒种家裏的13畝旱地。因為山高溝深，適應耕種的土地都在離村裏較遠的地方，每天從旱池擔水走十幾裏地澆水的宋江文，身材短粗壯實。相比種小麥和玉米，他更喜歡種棉花，因為棉花的收益是小麥的三四倍。

　　但與兒子相比，宋江文一年的收入就算不上什麼了。從兒時起，宋小亮就跟著父親一起跑太原。現在，1986年出生的宋小亮也有了兒子。他如今在太原從事建築行業，一年收入能有10多萬元。

　　跟著工程隊攬活兒的他，在2008、2009年的時候大賺了一筆，宋小亮説，那個時候太原蓋樓多，生意就跟著多。現在，宋小亮已經在太原租了一套兩居室的房子，把媳婦和孩子一起接到了太原。

　　但去年，宋小亮遇到了困難。太原房地産開發和政府裝修因為政策的限制明顯少了很多，攬不上活兒的宋小亮在家閒了大半年。

　　在幾十公里外的河底村，回到老家的劉佔傑心裏一直犯愁。他在北京打工已經五六年了，打工期間，找了一個河北邢臺的對象，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沒想到，他前腳一回老家，對象的家裏人就逼迫女兒從北京租住的房子裏搬出來，不許她再跟他交往。

　　在北京當保安的劉佔傑每月工資就2000元。女方家長因為嫌他沒有積蓄，收入也不高，一直對他不滿意。

　　其實，早幾年的時候，劉佔傑並不差錢，武安是一個鐵礦很多的地方，劉佔傑所在的鄉有很多小鐵礦，當時村裏很多年輕人都在小鐵礦打工，每個月能掙好幾千元，但資源是有限的，鐵礦資源越採越少。炸山取礦又污染了當地的環境，不少耕地因為多年不種而撂荒。

　　在劉佔傑看來，村裏的耕地撂荒不僅僅是因為山區土地貧瘠、水源少，深層次的原因是沒有了耕種的勞動力。村裏的年輕人現在分化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是上學的，通過考試進入城市；一部分是打工的，通過工作臨時落腳在城市。村裏的老人一旦身體不好，地就撂荒了。

　　宋江文也説，種地的都是老面孔，平時看誰沒鋤草，沒澆水，多半原因是誰身體出了毛病。在宋江文屋子後面的山坡上，有一棵幾十年樹齡的核桃樹，是村裏一對老夫婦年輕時種的，老夫婦有4個子女，現在子女們都在城裏生活了，老人身體不好，也被子女接進城了。如今，每年核桃樹結出青色果實時，再也看不到有他們家的人去打核桃了。記者 郝帥 通訊員 胡佔軍 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