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村民收入提高了，社會問題也多了

　　■村裏的公共服務有人不願掏錢

　　■個別村民有能力卻拒絕贍養老人

　　“現在村裏的農産業發展起來了，外出務工的人收入也不差，物質條件越來越好了。”四川眉山新星村村支書梁永利説。村民收入提高了，但新問題卻來了：有的村民在敬老愛幼方面尚有欠缺，有的村民在集體事業方面只想享受權利，不願承擔義務……

　　“即使每戶每年6元錢的衛生保潔費，也很難收齊。”新星村3組組長鄧光明説，“每年6元，對誰都不算是什麼負擔，偏偏有些經濟條件不錯的村民每年都不願意交錢。村裏的垃圾池要維護、公共區域的衛生要每天打掃，這些收費事項都是經過村民大會討論同意了的，但是個別村民硬説自己用不著這些服務，從不繳費。”據介紹，涉及到村裏的道路維修等籌資投勞時，要想讓村民們交齊相關費用，更是難上加難。

　　眉山是典型的勞務輸出市，一半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常年在外務工。他們每年給家庭帶來收入的同時，也給農村帶來新的矛盾和問題：有人外出打工後杳無音信，家中老幼無人贍養；有人在外另建家庭，家中卻渾然不知。就在去年，因兒子外出打工杳無音信，新星村一位70多歲的老人在家中死亡10多天才被鄰居發現。

　　在農村地區，贍養老人、撫養子女等家庭責任通常都被看做是“家事”，外界的引導教育作用往往有限，甚至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社會公德、家庭責任等屬於道德觀念領域，在農村一般由村組幹部做引導教育，或者受農村的傳統宗族觀念影響，不産生惡劣的社會影響的話，政府一般很難介入干預。”秦家鎮黨委書記何波告訴記者。

　　秦家鎮紅豐村1組的81歲老人陳學英體弱多病，一直由二兒子照顧，其大兒子和小兒子常年在外打工，對老人從來不聞不問。村組幹部進行勸説教育時，他們甚至惡語相向。

　　“單靠説服教育很難進行有效的道德建設，尤其是外出務工人員，流動性很強，受宗族道德觀念影響越來越小。”東坡區紀委書記郭建國認為，必須靠有效的強制手段進行獎懲，才能促進道德建設。

　　公約：違反村規，惠民政策“一票否決”

　　■475戶村民，5戶反對

　　■59項政策，近20項需村裏評議

　　2012年7月31日，新星村召開全體村民大會，票決通過了共6條、不足400字的“村民公約”。“公約”規定：本村村民只要出現嚴重違法犯罪、違反家庭美德、不支持村集體公益事業籌資投勞、違背社會公德等情形的任何一項，那麼該村民申請享受政府的各項惠民政策時，民主評議均可“一票否決”。

　　“‘公約'在提交村民大會投票前經過了近4個月醞釀，反復徵求過村民意見，也反復在村民大會上討論過。”新星村村主任鄧國敬説，“在醞釀期間，‘公約'經過數次修改，還徵求過東坡區紀委的意見。雖然只有簡單6條，但每條都規定了具體情形。比如第四條‘反對違反家庭美德'就具體規定：侮辱、虐待、遺棄、不贍養老人，不撫育未成年子女造成惡劣影響和嚴重後果的，惠民政策民主評議可一票否決。”

　　據介紹，村民大會在對“公約”進行投票時，全村475戶村民，470戶投了贊成票，5戶投了反對票。“近99%的村民投了贊成票，説明大家對‘公約'的內容總體是滿意的。”曾在投票現場參與觀摩的東坡區紀委工作人員楊萍説。

　　“連老人都不贍養，這種人憑什麼享受惠民政策？”60歲的村民秦正權認為，“公約”在誰能享受黨和政府的各項惠民政策的民主評議中加入了道德因素，這樣的民主評議結果更能讓人信服。

　　據了解，在東坡區實現的59項惠民政策中，涉及農村人口且需要經過村民民主評議的有近20項，比如農村居民低保、農村危房改造補助和貧困殘疾人生活救助等。“民主評議的目的是讓多數人決定誰應該享受惠民政策，避免少數村組幹部徇私情，但是由於缺乏硬性指標，很多村民覺得民主評議就是‘賣人情'的過場戲。”東坡區紀委的一名調研人員説。他調查發現，礙于情面，多數參與民主評議的村民一般都不會投反對票。

　　“都是鄉里鄉親的，成天低頭不見抬頭見，就算覺得此人道德品質不行，沒有硬性規定的話，我也不太好否決他的申請。”新星村8組村民彭元興坦言。他説，有了“村民公約”就有了評理説事的“硬杠杠”，他可以在民主評議時理直氣壯地向道德素質尚有欠缺的申請對象説“不”了。

　　異議：道德義務怎能與政策捆綁

　　■“領低保跟我是否贍養老人有什麼直接關係？”

　　■為民主評議環節加上一把“道德鎖”

　　在投票反對“村民公約”的5戶村民中，村民蔣某的反對意見最為激烈。“我曾經因為犯罪被判過刑，所犯罪名也是公約裏規定的民主評議一票否決的幾項罪名之一，照公約的規定，我今後永遠不能申請惠民政策了。”蔣某説，自己刑滿出獄後，已經改過自新，理應能像其他村民一樣同等地享受惠民政策。

　　其他幾名反對者的理由也很充分。村民王某認為，他對家裏老人沒有盡贍養的義務，被譴責理所應當，但是就此不讓他享受農村居民低保，他實在想不通：“我家裏很困難，理應享受農村低保，這跟我是否贍養老人有什麼直接關係呢？”

　　“村民公約在內容上確實可以進一步完善改進，以使其更加人性化，但首先村民公約的價值導向是值得肯定的。”郭建國表示，新星村“村民公約”確立的一票否決機制以村民民主評議制度為基礎，這本身就是保障農村基層民主的重要手段。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黃澤勇也認為，“村民公約”是在村民自治的基礎上嘗試社會管理創新的有益探索，符合《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的形式。“大多數村民同意這個公約，説明公約內容符合農村居民追求公序良俗的願望，從這一點上看，公約是值得肯定的。”黃澤勇説。

　　然而，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産權利的內容。”惠民政策的享受條件，國家及相關部門本有明確規定，而“村民公約”加入道德門檻，是否會與國家的法律法規相違背？

　　對此，東坡區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彭靜梅認為，“村民公約”中涉及的惠民政策僅限于需要經過民主評估才能享受的補充性政策，對於諸如城鄉醫療救助、農作物良種補貼、種糧農戶直補這一類的農業産業和城鄉保障政策，沒有也不便被納入到民主評估的範圍中。而“村民公約”的實質是為補充性政策的民主評議環節加上一把“道德鎖”，讓民主評議的標準更加細化，這完全在村民自治的範圍中，並不違背現行法律法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