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瞭望：菲律賓人質事件中的“越位”與“缺位”

　　菲律賓人質事件發生後，菲律賓人哀嘆，全球都知道我們演砸了。因為整起事件，全球媒體都進行了實況轉播。美國《時代》週刊稱：“警方的營救行動就像電影的慢鏡頭一樣”，英國《衛報》則認為地球人都現場觀看了“大屠殺”。

　　事後，各界在聲討菲律賓警方的“缺位”時，也在熱烈地討論媒體是否“越位”。媒體在整起事件中到底該不該承擔責任？該承擔怎樣的責任？理性而言，這確實是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有輿論認為，人質劫持事件之所以走到最後悲慘的結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媒體的電視直播刺激了劫匪，致其喪失了最後的理性。

　　現代通訊技術的飛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媒體偏好採用電視直播的方式報道新聞事件，特別是重大突發事件。因為這樣的方式可以讓大眾明晰地了解事件真相，並賺得高收視率。但菲律賓媒體對人質劫持事件的直播卻無意間擊中了警方的軟肋。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不是全世界都“眼見為實”，阿基諾三世恐怕不會承認菲律賓政府在處理此次危機過程中存在“諸多敗筆”。

　　儘管平時大眾對告訴他們事件真實信息的媒體會更加偏好，但這並不意味著在任何時候直播都是最佳的選擇。按照美國學者斯特奇的“危機傳播階段”理論，媒體在報道突發事件時，應該按照危機的進展採取不同的信息處理和報道議程。就菲律賓人質事件而言，媒體在危機形成階段的報道方式是沒有問題的。在最初的“黃金4小時”內，在場媒體的直播很好地發揮了“我在現場”的作用。人們注意到，在事件的大部分時間內，劫持歹徒的表現都是平靜的，要求警察提供食品和燃料補給，並有數名人質被釋放。按照這一態勢發展，這場悲劇很有可能變成虛驚一場。

　　但是在危機的蔓延和爆發階段，部分媒體當時的處理則過於注重過程的原貌和進程，使得歹徒通過車載電視能夠隨時掌握警方的佈置，尤其是其弟被警方帶走的消息更是使其情緒失控。

　　更為糟糕的是，據菲律賓國家警察署發言人克魯茲介紹，在人質解救的關鍵時刻，曾有一些媒體人通過各種渠道聯絡上了劫匪門多薩，但與其通話的目的卻是慫恿劫匪“不要接受”警方的條件。如果事實真的如此，那麼這些媒體不僅是喪失了新聞人的職業操守，更是喪失了人性，變成只知追求殘暴“熱點”的幫兇。

　　不過，對媒體的指責從菲律賓政府或警察嘴裏説出來顯然是不妥的。因為媒體直播讓菲政府和警方在全世界顏面盡失，當然，如果媒體責任真如菲警方所描述的那樣，也反映出了警方現場控制的能力低下。對於此類劫匪事件，警方應當給媒體設定現場活動的底線，不能讓媒體記者干擾警方的解救工作。在事件最後階段，媒體記者突破警方防線一哄而上的情形，更是證明他們在現場管理上存在著嚴重的“缺位”。

　　菲律賓人質劫持事件已經過去了十余天，但這件事情仍然有反思與討論的價值。居安思危，警鐘長鳴，今天菲律賓暴露出的問題安知沒有在其他國家潛藏？政府與媒體、“越位”與“缺位”這樣的問題在全世界都具有普遍的意義，人民生命財産到底應該如何去保護，實在需要好好研究研究。

責編：王琰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