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回眸：蔣介石父子是如何反台獨的？

     台灣與祖國大陸分離的日據時期，在政治上脫離中國，在文化上台灣人民又不願意做“皇民”，這便産生了所謂“孤兒意識”，分離主義處於潛伏狀態。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因台灣沒有解放，這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戰前台灣與祖國大陸隔絕的 狀態，海外的反華勢力和島內一些戴著不同面具的分離主義者，便炮製出所謂台灣“託管”和“台灣地位未定”的謬論，企圖“劃峽而治”，讓台灣從祖國分割出去。蔣氏父子與中國共産黨在意識形態上尖銳對立，但在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方面與中共不謀而合。面對海外的分裂勢力，中國國民黨在1992年以前表現出堅定的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立場。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提出“台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裏，也不能落在美國人手裏”這種對臺政策。

    從政治上宣揚“台獨”容易受到打擊，因而一些“台獨”人士往往從“文化台獨”尤其是“文學台獨”做起。所謂“文學台獨”，係“文化台獨”、“台灣自主論”、“台灣主體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具體來説，是指國民黨為“外來政權”，“中國文學”也屬“外來文學”，屬“漂流到台灣來的一縷孤魂”。台灣文學雖受“五四”新文學的影響，但更受日本文學的影響。這種曾用日文書寫的文學,既不是“中國文學”，也不是“日本文學”，而是獨立的文學。所謂“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分支”，完全是“陳詞濫調”。“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已經“分離”，已經“斷裂”，這兩者的關係，有如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的關係。兩岸是“一邊一國”，兩岸文學其實質也是“兩國文學”。兩岸文學交流，不是國內文學交流，而是國際交流，即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交流。這個“國家”，目前是“兩個中國”之中的“中華民國”，以後則是“台灣共和國”。

    上述言論在1950—1980年代大體上處於萌發階段，遠未有1993年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系統化和“學術化”，但只要上述言論一露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蔣氏父子及其附屬文人，便給予嚴厲的批駁。如1982年9月28日，“黨外”人士發表《美麗島受難人共同聲明》，其中雲：“在台灣島完成民主，遠比中國製造統一更為迫切，更為重要”。當局敏銳地發現這是“台灣”高於“中國”的論調，便從上到下圍剿，《中國時報》所發表的文章態度尤為強硬。這説明到了多元文化的1980年代，當局的言論尺度及治安處置均沒有鬆動。這次以散發傳單形式發表“共同聲明”的四位黨外人士，便受到三周禁止與家屬團聚的處分。

　　用法律武器整肅“台獨”

    “台獨”思潮的産生，有政治上的分歧、台灣社會的特殊性、國民黨對島內人民實行高壓統治，無視台灣人民利益等方面的複雜原因。不管什麼原因，“台獨”均損害國家尊嚴，使國民黨的統治地位受到挑戰和動搖，故蔣介石、蔣經國執政期間，對島內的任何“台獨”言論和行動，均採取嚴厲壓制和打擊的態度。對文學上的“台獨”傾向，同樣保持高度警惕，不讓其尋找任何機會和藉口出現。在1977年鄉土文學大論戰期間，“台獨派”的“台灣文學論”已冒頭，有部分鄉土作家強調台灣農村與中國不同，並由此否認台灣農村是中國農村的有機組成部分。作為國民黨文藝政策的執行者和發言人陳紀瀅，嚴正指出：“如果説，台灣是孤立的獨特的，是與中國分裂的，那我們百分之百反對，那是‘台獨’思想。”陳紀瀅之所以這樣敏感，是因為美國、日本反華勢力在策動和支持“台獨”，致使台灣文壇的分離主義傾向始終存在著，零星的事件時有發生。對此，國民黨當局均決不姑息，嚴懲不貸，對那些頑固的“台獨”分子，則重拳出擊。

    為了反對“台獨”，台灣當局動用了法律武器，制定了“懲治叛亂條例”，以“涉嫌叛亂”或“涉嫌台獨”、“破壞國體，竊據國土”以及“顛覆政府”等罪名，給“台獨”分子和團體治罪，並以軍法審判“台獨”案件，還在1950年末，蔣介石下令大批抓捕“台獨”分子，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1960年代當局鎮壓彭明敏為首的“台獨”勢力這一重大事件。曾擔任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的彭明敏，因宣傳“台灣獨立建國”和企圖推翻蔣家王朝，被軍事法庭判處8年徒刑。1987年10月，許曹德在台灣政治犯聯誼總會成立大會提案將“台灣應該獨立”列入章程，結果被判叛亂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