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教育遇尷尬現實 取消復試後招來偽神童

　　

　　3月16日，中科大少年班宿舍裏剛剛回來的同學小夏在玩著魔方，他右邊床上的室友正在看NBA雜誌。本報記者 周曉東 攝

　　3月22日，中科大少年班舉行30週年慶典。30年前，少年班的“神童”光環曾被無限放大。30年後，光環褪去，少年班陷入尷尬的現實環境，擇生標準不完備、教育專才缺乏……

　　核心提示

　　3月22日，中科大少年班慶典30週年。會上，賀淑曼哭了。這位老班主任流淚是因為感嘆少年班所經歷的冰火兩重天。

　　而這冷熱兩極均都扭曲了少年班的成長路徑。

　　30年前，應時代需要，少年班學子的神童光環被無限放大，以點燃社會對業已停止的人才培養的熱情。就在人們對神童日漸迷狂時，媒體又以“拔苗助長”“摧殘學童”為由，棒殺神童班，導致少年學子心理壓力巨大、“神童”寧鉑出家。

　　30年後，人們發現少年班並未培養出一個諾獎獲得者或是某學科的領軍人物，於是對教育神童的熱情迅速冷卻，直至無部門管理的地步。

　　賀淑曼的眼淚想要訴説的是，神童並不神，其實他們只是一些智力、記憶力等能力超常的特殊孩子，若沒有人關心他們，若把他們置於尋常孩子中一同受教育，那麼他們會感到痛苦，最後會影響到他們的健康成長。

　　□ 本報記者 黃玉浩 褚朝新 安徽合肥報道

　　13所高校僅剩中科大堅持為早慧孩子提供特殊教育；目前仍面臨教育專才匱乏、擇生標準不完備等問題

　　剛接過話筒，賀淑曼的眼淚流了下來。她接連説了三個太難。

　　3月22日，原本作為中科大少年班30週年慶典活動的中國超常教育研討會，被賀淑曼的眼淚點染出許多悲情。

　　賀淑曼，自1982年任中科大少年班班主任後，一直致力推動中國超常教育的觀念普及。她深感無力和孤單。

　　目前只有中國科技大學設立少年班，對早慧孩子進行超常教育。但是沒有完整科學的學科體系，缺乏專業的學科人才，一直令賀淑曼心憂。

　　讓賀淑曼更無助的是，無論是教育部還是這個社會對超常教育的觀念，都沒有回歸到正常軌道上。

　　賀淑曼認為，對少年班以及中國超常教育30年做一個理性梳理，已是當務之急。

　　【洪荒年代】造神時代造出“神童”

　　招收少年班第一批學生時沒有一個統一標準，考核很粗糙，最初對早慧孩子界定比較隨意。

　　任知恕至今仍保留著三十年前的工作日記。他曾是中科大教務處處長。他手中那本發黃的日記，記載著少年班創立的所有經過。

　　1972年，物理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回國，建議從全國選拔部分十三四歲左右、有培養條件的少年到大學裏去培訓。

　　5年後，曾和原國家副總理方毅對弈的13歲“神童”寧鉑被批准破格進入中科大學習。次年，也就是1978年，教育部同意中科大，這個培養高科技人才的排頭兵，自主招收第一批少年班學員。

　　李政道後來回憶，“我實際的目的是要打破不重視培養基礎科學人才和其他人才的局面。這個突破口就是對早慧少年進行超常規的培養。”

　　當中科大向社會公佈招生信息後，推薦信蜂擁而至，一時間“神童”遍佈中國。許多地方領導都積極推薦“神童”，並稱“我們這個地方一定要出個‘神童’。”

　　當年2月，中科大派出十多位老教授，分赴上海、江蘇、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東北等地選拔“神童”。

　　“因為沒有一個統一標準，考核很粗糙，面試全憑招生老師的印象和隨機問答，錄取的學生水平參差不齊。”一位當時參加過招生的老教授回憶。

　　這位老教授説，出題也是因人而異，有出高三水準的題目，也有出奧數中的題目。然後再進行簡單面試，問的問題也是各有不同，但有一個問題一般都會問，“你考不上會怎麼辦？”

　　最後錄取的標準隨意性比較大，老教授説，一些孩子若是特別緊張，説話結巴了，就不會被錄取。

　　中科大少年班首屆管委會書記葉國華回憶，最後21名智力超常少年被中科大破格錄取。1978年3月9日，第一期少年班開學立即進行摸底考試，21名小神童中，數學最高為98分，最低只有10分。

　　中科大教務處的任知恕承認，最初對早慧孩子的界定非常隨意。在第一屆少年班之前，中科大還招收過兩名少年大學生。一個聲稱用肉眼發現天上多了一顆宇宙新星，此後美國觀星站也宣佈發現了一顆新星。這名特殊才能的少年便被收錄進中科大。

　　“還有一名是擅長心算的。”任知恕説，兩人被錄取後，與其他大學生一起上課，因為基礎知識欠缺，兩人很快出現跟不上班的情況，最後只能退學。

　　【應試之嫌】以高考界定“天才”資質

　　第二期少年班學生入學前都需經過高考。葉國華説，“這能避免考核標準不一，便於科學選材。”

　　1978年之後，係著紅領巾的大學生成了中科大的一道風景。謝彥波是少年班中年齡最小的學生，也是迄今為止年齡最小的大學生。據説，他第一次走進校門時，還在滾動一隻鐵環。

　　這些最大只有14歲的大學生進入中科大後開始變得不適應大學生活。

　　當時中科大沒有專門的一套針對這群少年的教學計劃，也沒有專門的管理機構，只能挂在教務處下面。學校也沒有為其專門設置代課教師，21個孩子半年後被分到各個專業。

　　謝彥波因為年齡小、缺乏自理能力，而無法隨著學哥學姐們進入下一年的學習生活。

　　管委會書記葉國華發現，這群孩子成績兩極分化非常嚴重，學習成績最好與最壞的都是少年班學生。

　　“許多小孩子心理還很幼稚，進入大學後沒有固定的自習課、沒有老師的敦促，少年如出籠之鳥，根本管不住自己，我們意識到必須專門設置教學計劃。”葉國華説。

　　於是，針對這些問題，少年班管委會做出一些相應調整。

　　1978年9月，第二期少年班開班，學校決定小神童入學前三年，不分專業學基礎，再根據自己的興趣選專業。

　　葉國華説，第二期少年班的招生方式也做了些調整。學校把招生時間放在高考後，這些早慧學生有了高考成績，“這能避免考核標準不一，便於科學選材。”

　　然後，學校再派老師到考生所在中學小範圍內組織復試，復試中科大自主命題的語文、物理、數學，採取筆試與口試結合的方式進行。

　　【復試漏洞】取消復試招來偽“神童”

　　1982年，中科大恢復復試，並增加了現學現考環節，以甄別哪些是家長填鴨式教育出的“神童”。

　　中科大少年班這個天才集訓營從一開始就顯得不太平靜。剛辦兩期，就遭遇社會質疑，有人説是摧殘兒童、神童集中營，還有人直斥辦少年班是拔苗助長。

　　1980-1981年兩屆，中科大又將甄別早慧孩子的程序減少了面試環節，簡單地根據適齡考生的高考成績來做入學標準。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校領導説，“當時，少年班招生是圖簡單省事。”

　　於是，望子成龍的家長通過改年齡或填鴨式教育的方式，在家裏紛紛打造著讓社會敬仰的神童。

　　對於少年班，媒體更是掀起了一場場口誅筆伐。

　　“學校的壓力當時非常大，科學院的領導也感受到了壓力，多次詢問少年班情況。”一位退休的老校長回憶説。

　　1982年，中科大恢復復試，並在以往只有簡單面試的基礎上增加了現學現考環節。

　　“這樣就能甄別出哪些是填鴨式教育出來的孩子。”孔燕説。

　　孔燕目前在中科大擔任少年班班主任。她説，事前沒有任何通知，臨時聚集大家，請來一位教授，不講基礎知識，直接講很難的內容，45分鐘的課一結束，就立刻給學生發試卷，要求現場考試。考試的內容對於普通的大二學生都不輕鬆。

　　“智力超常的孩子，反應和接受新知識的能力很快，當場都能答對很多題，而被填鴨式灌輸出來的孩子，一道題都可能答不上來。”孔燕説。

　　“老師將我們70多人聚集在教室裏，現場發放錄取通知書，沒領到的則視為落選，很多落選學生最後都掉了眼淚。”一位曾經參加考試的“神童”説。

　　在孔燕心目中，甄別這些孩子，其實是為了他們好，“少年班的競爭很激烈，如果是靠填鴨式灌輸考高分的孩子進去了，很快會跟不上，那時他們會很痛苦。”

　　【減壓難題】遲到的心理教育

　　因恐懼失敗，寧鉑曾三次報考研究生，都未進考場。心理教育和入學前心理測試對少年班很重要。

　　寧鉑在1985年變得異常痛苦。這讓中科大從另一個角度開始反省自己對早慧孩子的認識。

　　1985年，在媒體的過分宣染下，寧鉑變得謹小慎微。這個少年天才異常恐懼失敗的來臨。他曾三次報考研究生，卻從未踏進考場。他曾私下回憶説，“自己當時的痛苦主要還是來自於輿論的過分渲染(他後來以致拒絕媒體採訪)。‘神童’剝奪了我許多應該享有的生活和娛樂的權利。”

　　寧鉑找到葉國華説，“我現在壓力太大了，外界把我捧得那麼高，我承受不了失敗。”

　　“我們開始意識到，少年班的學生受輿論影響太大了，必須引起關注，”葉國華説，從那一年起，中科大規定少年班採訪必須經過學校宣傳部同意，任何媒體不得採訪在校少年班學生。寧鉑的出現讓學校開始注重學生的心理教育。

　　葉國華發現，少年班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和他們的自負有著某種關係。

　　小神童謝彥波18歲跟隨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院士讀博士，後轉而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跟隨諾貝爾獎獲得者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學習。

　　少年班30年探秘：“神童”教育尷尬現實

　　13所高校僅剩中科大堅持為早慧孩子提供特殊教育；目前仍面臨教育專才匱乏、擇生標準不完備等問題

　　安德森是一位深邃而傲氣的人，而謝彥波比他本人還要傲氣。這令安德森無法容忍。

　　謝彥波説，“我的論文不討他的喜歡，寫的是他的理論不對。”在普林斯頓的中國同學圈子裏，謝彥波與導師不睦，漸漸成為公開的秘密。最後他沒拿到博士學位，便回國了。

　　1986年，中科大在甄別早慧孩子的考試中安排了心理測試。

　　“心理測試，主要考查一個孩子的非智力因素，比如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評價。” 孔燕的另一個身份是中科大心理教育中心的主任，一直負責少年班招生復試中的心理測試。她説，根據多年的經驗，如果一個少年班的孩子失敗了，可能問題就會出來，如自控能力太差。

　　而如何對這些孩子進行測試，內容一直是保密的。孔燕擔心的是，“一旦測試內容公開，很多中學可能會出現專門針對這一測試的訓練，這樣一來，這個測試就失去了價值。”

　　孔燕也知道，一些經過了心理測試的孩子，難免會被高中母校請回去交流經驗，測試內容完全保密也並不可能。

　　“因此，我們的測試內容每年都變，不會固定下來。”孔燕説，中科大少年班也是從此開始設置了少年班的心理輔導員，以緩解學生的各種心理壓力。

　　也是這一年，中科大選拔早慧學生的考核成型，在經過統一筆試、現學現考和智商測試後，還有經過綜合考查，老師利用課餘、晚上的時間，逐個找學生談話，了解他們的興趣愛好、學習、生活、個性特點。

　　【生源困境】

　　“天才”預備班出世

　　中學開出少年班預備班，為中科大輸送人才，遭到詬病，反對者稱其刺激家長拔苗助長心理。

　　在中科大曾經能看到這樣的現象，經常有一些家長帶著不滿十歲的孩子，千里迢迢從全國各地專程趕往地處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要求讓他們的孩子進少年班學習。

　　也有不少家長給少年班來信，反映他們的孩子智力超常，接受能力強，常常感到“吃不飽”，擔心與智力一般的學生在一起學習，學習興趣會漸漸消退。

　　“這些孩子很聰明，學習成績也很優異，但往往尚不具備優秀高中畢業生的文化水平，學校只好説服他們回去”。3月12日，受訪的原中科大校長辛厚文説。

　　於是有人建議，應該辦“超常兒童中學”，自成一體，為少年班選拔人才。中科大少年班面臨了一個新的課題：智力超常少年的因材施教，應不應該、能不能從中學階段開始抓起？

　　1985年，中國科大與北京景山學校、江蘇省蘇州中學聯合，分別在這兩所中學創辦了少年班預備班。

　　但少年班預備班一開始就遭到詬病，反對者稱其刺激了家長拔苗助長。

　　3月21日，蘇州中學張昕受訪稱，當初設置預備班就是為了保障少年班的生源，在學生進入少年班之前能對其學習生活有個系統的培養，“每年只招收30名左右的學生，小學的年齡、初中畢業的水平，我們自主出題考試，全國招生，有嚴格的選拔機制。”

　　可是，讓張昕沒有想到的是，“許多家長，自孩子一齣生就進行填鴨教育，做作業、考試不厭其煩，他們認為自己的孩子就是天才，未來肯定能進少年班，參加我們的入學考試，一次又一次都考不上，嚴重傷害了小孩子的自尊心。”

　　“為了學費，為了出成績，什麼樣的孩子家長都想來讀預備班，必然會貽害很多孩子。”張昕認為中科大少年班的模式並不適用於每個孩子，預備班也同樣只適合少數孩子。

　　【教師匱乏】

　　超常教育協會休眠6年

　　教育部官員説，“中國超常兒童有多少，不就是一小撮嗎，能不能培養出天才，我們心裏沒底。”

　　賀淑曼對這些小神童産生了興趣後，開始通過資料了解何為超常教育。她發現超常教育即所謂天才教育在世界各處都存在著。

　　20世紀70年代，美國成立“天才兒童教育局”，有100多所大學對天才學生進行專門培養；英國成立“天才兒童國家協會”；法、德、日、澳等40多個國家都開始發展超常教育。

　　美國《天才教育手冊》指出：“我們不應停留在僅以一種特定方式把天才學生作為一個集合從學生總體中識別出來的水平上，而應創立一種方法，對不同個性類型的天才學生給以具體的考慮。”

　　賀淑曼覺得，中國的超常教育目前缺乏理論體系，“少年班的老師都是從其他係調來的，幾乎沒搞過少年班教育。少年班缺乏一個科學的模式管理。”

　　賀淑曼萌生組建個超常教育學會的念頭。

　　自1988年開始，賀淑曼開始四處托關係申辦超常人才專業委員會。

　　“找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他們説超常教育應該包括中小幼人才的階段培養，找基礎教育司，説你這超常教育還有大學階段呢，我們管不了，找特殊教育處；特教處説他們只管針對殘疾人的特殊教育。”賀淑曼説。

　　賀淑曼清楚記得教育部一位官員曾對她説，“中國智力超常的兒童究竟有多少，不就是一小撮嗎，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財力最後能不能培養出一個真正的天才，我們心裏沒底。”

　　我年紀也大了，

　　在北京

　　‘單槍匹馬闖天下’，

　　太難了，

　　不想當理事長了，

　　誰接班呢？

　　———中國專業人才委員會理事長賀淑曼説。

　　1995年，調到北工大工作的賀淑曼幾經努力，終於挂靠到中國人才協會，獲得了民政部的審批。

　　由於賀淑曼身在北工大，北工大又無少年班，賀淑曼便將其一手促成的協會交給了中科大少年班，由當時主管少年班事務的中科大副校長尹鴻鈞任學會理事長。

　　“截至2000年，協會除了開了個成立大會，什麼事情都沒做，最後中科大提出將這個學會歸還給我，説學校根本沒有一個超常教育方面的專業人才，無力承擔這個學會的發展。”賀淑曼説，她再次成為學會理事長。

　　“主要是國內這一塊的專家和學者太少了。”賀淑曼説，民政部官員告知，如果再不搞些活動，協會才勉強舉辦了幾次研討會。

　　為了找一個新的學會理事長接班，賀淑曼找過北師大、中央教研所等單位。

　　“他們一聽就説，我們不懂什麼叫超常教育，這些都是中國最好的教育研究或實踐單位，他們都不理解什麼叫超常教育，可見中國的超常教育發展處於多麼初級的階段。”賀淑曼覺得很無奈。

　　【路向何方】

　　超常教育前路漫漫

　　賀淑曼觀念是，超常教育是終身教育，而不是目前這樣只針對超常兒童的階段性教育。

　　2004年起，賀淑曼決定還是自己親自主持超常教育學會，並開始反思以中科大少年班為代表的中國超常教育現狀。

　　“中科大少年班進行了三十年，我覺得道路是越來越窄了。”4月2日，賀淑曼認為，超常教育只面向智力超常兒童，是狹隘的，超常教育應該是培養創新或拔尖人才的，應該包括超常兒童、潛慧兒童等智力水平在中等之上的。

　　“按照傳統的招生要求，智力超常兒童是越來越難找了，生源是個問題。如何評判智力超常兒童至今沒有一個科學的標準。”賀淑曼説。

　　在賀淑曼的超常教育理念中，超常教育其實是超常人才教育，是終身教育，初中之前應因人施教、優質育才，大學高中應因材施教、揚長補需，進入社會因需施教、終身教育，而不是指少年班這種只針對超常兒童的階段性教育。

　　“少年班三十年了，你問他什麼教育理念，一些老師説因材施教，我認為這個觀點不好。”賀淑曼認為，少年班的孩子，性格、心理、智商、情商均處以發展時期，具有極大的可塑性，“材”根本還沒定型。

　　“我覺得目前少年班要注重三個協調，學生身體與心理成長的協調；智力與非智力因素成長的協調；學習與社會化的協調，目前中科大這塊做的還不夠好，寧鉑等人就是這方面的慘痛教訓。”賀淑曼説。

　　4月2日，賀淑曼在給畢業于少年班的李俊淩寫信。李俊淩于1987年畢業，如今是阿裏巴巴集團副總裁。

　　耳鬢斑白的賀淑曼在信中説：“我經常應對媒體和北京學者的非議，感到很無助、很孤單。我年紀也大了，在北京‘單槍匹馬闖天下’，太難了，不想當理事長了，誰接班呢？很發愁。”

　　一個少年班學生的“回歸”之路

　　【人物】

　　如果沒上少年班，江勇認為當時自己極有可能成為一名“不良少年”。

　　把一幫早慧的少年聚集在一起，給他們充足的自由空間，因材施教———江勇認為少年班是個偉大的嘗試。

　　3月21日，中科大少年班成立30週年研討會上，江勇作為學生代表發言，“現在，我就敢承認，我就是天才，少年班萬歲！”

　　這名1986級少年班學生，鼓勵學弟學妹勇敢地承認自己是天才，要勇於承受“天才”帶來的一切壓力和痛苦。

　　叛逆少年選擇少年班

　　1986年，15歲的江勇産生了強烈的厭學心理。

　　滿世界瘋跑、掏鳥窩、打架，跟“不良少年”混在一起，但學習成績很好。

　　江勇説，當時之所以不想上學，是因老師講的東西他都了解了。

　　出生在甘肅一個偏遠小城的江勇，小學只讀了三年就跳到初中。“父母的藏書都被我讀完了，許多古典名著和一些科普的書我不僅看，還能背下來。當時有個想法，要成為科學家。”

　　不愛學習，成績卻名列前茅，於是他被稱為“神童”。

　　江勇記憶力好，可以背很多東西，他覺得老師要求的都是死記硬背，但“不要問為什麼，老師不喜歡也不知道”。

　　1985年，江勇讀高一。他説自己用了3個月時間，自學了整個高中課程，然後開始逃課。那時他覺得什麼都會了，呆在學校浪費時間，不喜歡跟同學在一起，“覺得他們每個人都傻呼呼的”。

　　排斥老師、孤立於同學、封閉自己，“當時覺得自己比普通人聰明，是個天才，不願意和普通學生一起”。

　　1986年，北大少年班到江勇所在縣城招生，15歲的江勇決定“要進少年班”。

　　找到北大招生老師，在説了“不錄取我是北大的損失，因為我很聰明”後，他只是給老師留下了狂妄的印象。

　　1986年上半年，江勇參加了省裏的許多理化競賽，名次都在前十之內。當年7月，江勇報考了中科大，9月被中科大少年班錄取。

　　經歷“成長的煩惱”

　　做個偉大的科學家，這是江勇進少年班時定的目標。

　　當時的媒體對少年班輪番“轟炸”，幾乎每天都有記者在教室晃悠。“天才”、“神童”的稱號，讓這群孩子一方面很陶醉，另一方面承受著巨大壓力。

　　“早出晚歸，有的通宵呆在教室學習，早晨三四點起床的很多。少年班競爭太激烈了，你是神童我也是神童，我不能輸給你。這種想法在少年班很普遍。”江勇説。

　　江勇對這種他認為比“高中更高中”的生活很不適應，他説本以為大學就是自由地想學什麼就學什麼。

　　大一考試，江勇排名中下游，大二起出現多門不及格。

　　他開始思考為什麼要學，為什麼要成為科學家，“一直想不明白”。

　　大二開始，江勇迷戀哲學。大四，因不及格科目較多，學分沒修夠，江勇留級。

　　如今，江勇回頭看，認為當初經歷的其實是“成長的煩惱”。不過，當時沒有心理老師，同學都悶著頭學習。

　　1992年，江勇考研。5月，成績公佈，江勇蒙了———他最喜歡、考得最好的量子光學只考了40分。

　　“自己的天才形象瞬間崩塌”。江勇説，他終於想明白了，一，自己只是個普通人，所謂天才也包括意志與努力的。二，考研是因害怕走向社會，想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繼續呆在學校。

　　1992年7月，江勇大學畢業，決定走向社會。

　　光環之後的回歸

　　畢業後的江勇，到了福建漳州印刷廠。

　　學量子光學被認為跟電有關係，江勇被分配做電工。

　　江勇説那時他很消沉，面對社會不知所措，不知跟領導、同事怎麼打交道，頻繁與同事發生矛盾，“當時我還認為自己是個天才。”

　　1992年，江勇開始“下海”。“工資養不活自己，做生意補貼一下，開始倒賣拖鞋、腰帶、打火機什麼的，每樣就賺個幾毛到幾元不等。”

　　之後，江勇先後兩次“創業”，均無果。1994年底，他到了上海，與讀書的女友相聚。江勇説，在上海，他與民工一起住過工地，賣過電腦、軟體。

　　“一直對現狀不滿意，覺得自己的價值沒有完全得到體現，覺得可做更大的事。”

　　1998年初，江勇花了兩個月時間學習，很快成為一名“專業”軟體設計師。“其實天下學問都是相通的，只要你能掌握科學的思考方法，很快會掌握新知識。這種思考方法是中科大少年班給的。”

　　2001年底，在經歷了無數次轉行與跳槽後，江勇成為光明乳業的高管。

　　“經過一連串的打擊和變故，我終於擺正了心態。天才的頭銜于我太沉重了。”江勇説，他覺得自己終於回歸了普通人，不再背著天才的包袱。

　　2002年，江勇被中科大超常教育學會聘為理事，“我很希望能為少年班做點事情。”

　　“我經歷過他們這個階段，充滿迷惘與孤獨，我要和他們談心。”3月21日晚，江勇約了兩個少年談心。

　　“你們既然選擇了做一個天才，那麼就要承受這個選擇帶給你的一切壓力和痛苦，做一個誠實快樂的人。”江勇對兩個自稱有些痛苦的少年説。

　　□本報記者 黃玉浩 合肥報道

　　少年班的“顯赫”數字

　　-鏈結

　　●學歷情況：少年班共招收31期學生共1220人，已畢業1027人，其中935人考取研究生，佔91%.前16屆畢業生(1983-1998年)共590人，64%獲得博士學位，26.9%獲得碩士學位。

　　●職業選擇：據不完全統計，約20%的學生選擇了學術研究作為自己的職業，有93人擁有國內教授、副教授職稱，和國外終身教授；在北大、清華、中國科大、復旦四所大學擔任教授的有近20人。

　　●活躍領域：有超過70%的少年班畢業生活躍在海內外經濟、IT、金融、製造等領域，其中在世界500強企業任職的約35%.

　　●學術成就：在國際學術前沿，有18人在西方一流研究型大學任正教授，有多人獲得國際知名大獎。國際工商、金融等領域也有中科大少年班學生。

　　●兩個優異班級：1986級，29名學生，後來取得博士學位的有18人、碩士9人。1987級，學生43人，博士24人、碩士13人，其中有阿裏巴巴集團參謀部副總裁李俊淩與“哈佛美女教授”莊小葳等。

責編：居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