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網消息：“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在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我們追尋的不只是國家的強盛，更是中國人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與尊嚴。因此，歷史上大國的興衰取決於什麼因素、會形成什麼樣的周邊關係、如何取得原有大國的認同？在大國發展過程中，我們應持怎樣的心態、怎樣繼承與創新中華文明、怎樣吸取大國發展的成敗得失、選擇一條怎樣的發展之路等問題需要厘清。
&&搞垮蘇共和蘇聯的，就是這些逐步形成的官僚特權階層。蘇聯“亡黨亡國”的悲劇，正是官僚特權階層與親西方社會精英聯合行動的結果，是官僚特權階層——社會精英的一次集體背叛。
1917年，列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二戰”中，蘇聯戰勝了德國法西斯，挽救了人類文明。隨後，蘇聯成為可同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但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蘇共的垮臺，蘇聯也突然解體，出現“亡黨亡國”的慘劇。
一個迅速崛起的世界強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怎麼會突然垮臺呢？堡壘是從內部攻破的，應該説問題出在執政的蘇聯共産黨內部。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蘇共的路線方針和領導體制犯了錯誤，導致出現一個官僚特權階層，他們脫離廣大群眾，利用權力圖謀私利，最後與知識分子中的親西方精英結合起來，拋棄社會主義方向，選擇資本主義道路，幹出了集體背叛的罪惡勾當。
一、特權導致貪污腐敗盛行
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是逐步形成的。在列寧時期，蘇共的幹部革命意志堅定，沒有絲毫特權，能與群眾同甘共苦。一個典型事例是，當1918年發生糧食危機時，有權調撥千百萬噸糧食的人民委員瞿魯巴，竟連自己都吃不飽，在一次人民委員會會議上餓得昏倒了。到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一方面強調“穩定”幹部，使幹部委任制和領導職務終身制日趨完善，另一方面又不斷提高幹部特權的標準，使之進一步固定化和規範化，從而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官僚特權階層。有人估計，這個官僚特權階層大約有50萬～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300萬人之多。當然，這裡所説的官僚特權階層並不是指蘇聯的全體幹部，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必然導致貪污腐敗的盛行。官僚特權階層的子女，憑藉父輩的特權地位，能夠輕易地進入最好的大學，畢業後再進入最優越的部門，並很快走上顯貴的權力崗位。幹部特權還可以成為搞腐敗的護身符。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全國性大案要案不斷發生。1980年的“黑魚子醬走私案”，涉及300多名幹部，使國家遭受重大經濟損失。有些案件還直接涉及勃列日涅夫的親屬。例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則貪污受賄65萬盧布，構成震驚全國的“駙馬案”。
二、官僚特權階層與親西方的社會精英同流合污
勃列日涅夫時期形成的官僚特權階層，對蘇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方面都産生消極影響。例如，在蘇共和國家的決策機制方面，慣於實行個人專斷，壓制不同意見；在任用幹部方面，出現“近親繁殖”、拉幫結派和任人唯親現象；在經濟領域，盛行貪污腐敗，行賄受賄，營私舞弊；在黨群關係方面，因幹部特權嚴重而導致群眾的不滿。特別是，官僚特權階層開始喪失革命意志，對理想信念麻木不仁。例如，據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國後寫的回憶錄説，連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會主義的勝利、馬列主義的原則或者共産主義的前途”。他告訴他的弟弟：“什麼共産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話。”儘管如此，當時的官僚特權階層仍願意維持社會主義制度，主張加強黨的領導，只是始終墨守成規，不願進行有效的改革。他們與親西方社會精英也界限分明，相互對立。
到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發生了根本變化。戈爾巴喬夫起初説要通過改革來“完善社會主義”，後來卻走上背棄社會主義的道路，在“公開性”、“民主化”的旗號下，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放棄共産黨的領導，照搬西方模式，在蘇聯實行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多黨制和總統制等等，結果導致“亡黨亡國”。
在這一過程中，除一小部分幹部起來抵制和反對之外，多數幹部卻聽之任之，隨聲附和，許多幹部甚至起來充當“改革”的急先鋒。例如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等人。
葉利欽更具典型性。葉原是蘇共的一個州委書記，後來調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他以“反特權”起家，起先曾是戈爾巴喬夫的得力幹將，後來又同戈鬧翻，成為反對派的領袖人物。不久，他奪取了俄聯邦的政權，並簽署“別洛韋日協議”，導致蘇聯解體。其實，葉利欽同戈、雅、謝等人一樣，都是官僚特權階層發生質變的典型代表，目標是要摧毀社會主義制度。
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官僚特權階層，已經不再排斥親西方的社會精英，而與他們同流合污了。這時，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便公開化和合法化了。
三、集體背叛完全是為了私利
在戈爾巴喬夫“改革”後期，官僚特權階層與親西方的社會精英已經目標相同，而且配合默契，合力把蘇共推向“亡黨亡國”。1990年1月，以葉利欽為首的一批蘇共黨員宣佈建立“民主綱領派”，決心製造蘇共的組織分裂。2月，蘇共中央舉行全會，同意修改憲法、取消蘇共法定領導地位。3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作出決議，取消蘇聯憲法第六條關於蘇共領導地位的規定，同時在蘇聯實行多黨制和總統制。隨後，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等城市以及許多加盟共和國的政權一個接一個地被反對派奪取，蘇共在很多地方淪為在野黨。
1991年“8 19”事件後，俄聯邦總統葉利欽更下令禁止俄共活動，沒收俄共財産。隨後，作為蘇聯總統的戈爾巴喬夫也宣佈蘇共中央“自行解散”，並下令沒收蘇共財産。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簽署“別洛韋日協議”，宣佈蘇聯“已不存在”。隨後，11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簽署議定書，決定創建獨聯體，正式宣佈蘇聯解體。總之，&&搞垮蘇共和蘇聯的，就是這些原先的蘇共高官。這個“亡黨亡國”的悲劇，正是官僚特權階層與親西方社會精英聯合行動的結果，是官僚特權階層和社會精英的一次集體背叛。
官僚特權階層之所以集體背叛，完全是為了他們的私利。與此同時，由於蛻化變質，蘇共也失去了群眾基礎和執政能力。
在劇變後的俄羅斯，那些掌權的政治精英和發財致富的經濟精英大都就是蘇聯時期的各級幹部。據俄科學院社會學所1995年的調查，當時在俄總統周圍和政府部門任職的政治精英，有74%～75％來自蘇聯時期的幹部，而那些發財致富的經濟精英，則有61％來自蘇聯時期的幹部，特別是共青團幹部和經濟領導人。
專家點評
劉江永：王正泉教授的核心觀點認為，蘇聯解體的致命根源是官僚特權階層的腐敗與“西化”。這提醒我們：一個曾經崛起的大國也會走向衰落，和平解體。居安思危，這對中國來説，也堪稱是一個國際警鐘。
當然，蘇聯解體的原因並不只如此，它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從本質上講，蘇聯解體是其國家發展模式的失敗和必然結果，蘇聯式社會主義的國家形態在內部和外部都出現了嚴重的失誤。西方勢力的介入只是外因條件而非蘇聯解體的關鍵因素。
在理論上，前蘇聯曾經是混亂的，曾過高估計自身力量，導致國家元氣大傷。在國際上，前蘇聯對華約組織成員國的控制和影響，也使得前東歐的國家形態害上了蘇聯病，生産力發展水平低下，最終導致東歐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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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孫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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