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富豪"成因:權力溺愛縱容下野蠻生長

    資料圖：“問題富豪”周正毅。

    落馬富豪暴露和折射了經濟政治生態、企業治理結構以及法律制度背景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個別政府官員正是利用了這些缺陷和不足，與“問題富豪”結成特殊利益集團。

    富豪落馬不只是2007年的特色，但在2007年卻表現得非常集中，老問題新面孔式的黑色連續劇繼續並更加頻繁地在中國商界上演，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和認真反思。2007年雖已過去，但2007年由落馬富豪所帶來的思考卻剛剛開始。是什麼催生了眾多的“問題富豪”？為什麼説“問題富豪”不是一天煉成的？又如何避免出現“問題富豪”？不言而喻，弄清背後的原因，是採取措施解決問題，防止“問題富豪”産生的前提條件。

    富豪落馬源於“規範監督缺位、溺愛縱容下的野蠻生長”

    有人歸納，無論是民營企業家還是國企負責人，之所以會出現這些問題，不是為“錢”，就是因“色”，而且在表現形式上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貪得無厭、自以為是。進而將産生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歸結為“信仰缺位”，問題富豪是“在信仰缺位下野蠻生長起來的”。這種説法並非沒有道理，但決不是問題的全部，把富豪落馬的根本原因歸咎於“信仰缺位”不僅有輕描淡寫之嫌，甚至可能掩蓋更為深刻、更具根本性決定性的深層次問題，不利於有針對性地採取措施加以改進。在筆者看來，也許這樣的説法更為貼切和恰當，即富豪落馬源於“規範監督缺位、溺愛縱容下的野蠻生長”！

    正如被慣壞了的孩子必然飛揚跋扈、為所欲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最終葬送自己一樣，“問題富豪”就是被個別官員慣壞了的孩子，隨著它們的不斷成長壯大，問題越來越大的同時，膽子也越來越大，為了滿足不斷膨脹的財富慾望，佔有能夠帶來鉅額利潤的更大市場，它們會突破“紅線”，超越法界，將法律規則、公共責任和他人利益完全拋到腦後，把公平正義、社會道德和法律底線踩在腳下，似乎整個國家和社會以及全體公眾都要為他們追名逐利讓路。玩火者必自焚，最終走向深淵，不僅葬送了事業，甚至也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在改革開放初期，發展經濟的最大矛盾是缺乏資本，嚴重影響市場條件下的生産。為消除經濟發展的這一主要瓶頸，吸引外來資本的進入，利用更多的資本組織生産，在稅收和土地使用上給予優惠，是十分正確的政府舉措。事實上，這些政策帶來了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明顯提高。然而，在不科學的發展觀的指引下，個別地方片面追求經濟總量和國民收入數據，把它當作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和向上爬的資本，於是各地紛紛出臺優惠政策，陷入了優惠政策的血拼，為資本的牟利提供了全面週到的服務。個別地方政府直接站在資本一邊，公開叫喊“幹部就是為企業家服務的”，企業開辦一路綠燈，企業家更是處處享受特權。需要土地時，政府出面劃撥或廉價出讓；需要拆遷時，政府組織政法機關強制拆遷；需要資金時，政府協調或指令銀行提供貸款，即使對企業的環境污染、侵犯職工利益的違法事件，政府往往也能出面“擺平”。總之，企業家在地方政府那裏倍受呵護，甚至就是縱容和溺愛，因此形成了一些富豪無拘無束、無法無天、順昌逆亡、為所欲為的畸形人格，從而埋下了自我毀滅的基因。

    每一個“問題富豪”的背後，都有著讓人看不透的影子

    儘管一些“問題富豪”學識淺薄，有的甚至目不識丁，但有一點他們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政府有項目，有急於賤賣的國有資産，而由政府控制的各大銀行更有用不完的錢。只要“靠上”政府或官員，那就等於把自己的吸盤插入源源不斷的財富河流，就可以迅速而無風險地聚斂鉅額財富，成為世人矚目的億萬富翁。於是形成了我國一定時期特有的官商勾結、相互寄生、相互依存、相互“賄賂”的現象。這是我國經濟轉型和市場經濟初期的必然現象，畢竟在這一時期市場規則和法律規則都不健全，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行政權力也不規範，給權力留下了較大的尋租空間。這也是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夜暴富、為富不仁的富豪的出現，是建立損害他人利益、侵吞國家利益基礎之上的，這樣的富豪讓社會公平正義的秩序受到了嚴重的挑戰。不僅如此，富豪們之所以能夠在出現“問題”時平安無事，是因為其手裏掌握的資本量巨大，由商及官，在官場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話語權，甚至能夠通過其代理人對一地的政策走向加以影響，從而為自己撐起一把馳騁政商兩界、遮風擋雨的全天候“保護傘”。嚴格來講，在健康的市場經濟和健全的法治社會中，這樣的事情是不容易發生的。然而，在中國卻不斷地上演著情節完全雷同的財富神話，迫使我們不得不從更宏觀的背景和帶有根本性的制度上找原因。具體來説，就是落馬富豪暴露和折射了經濟政治生態、企業治理結構以及法律制度背景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個別政府官員正是利用了這些缺陷和不足，與“問題富豪”結成特殊利益集團。有人説，每一個“問題富豪”的背後，都有著讓人看不透的影子。這個特殊利益集團正是“問題富豪”背後那“讓人看不透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