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新聞訪談-CCTV.com新聞
CCTV.com消息（記者多國麗）：長江，是一名記者，也是一位作家。1992年，剛剛獲得全國優秀報告文學長篇一等獎的她放下手中的筆，加入中央電視臺；2004年年9月，她離開工作了八年的“中國電視深度報道的航空母艦”──《新聞調查》，去到香港成為中央電視臺的一名駐港記者。
2007年，駐港已有三年的她拿起手中的筆，寫下一部名為《晚來香港一百年》的“日記體”著作。這本著作將於今年七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近二十萬字的著作，娓娓道出長江三年來對香港的所看到的，所思考的，所感悟的。6月9日，央視國際記者通過電話採訪了她。在已入夜的北京，她的聲音穿越兩千多公里的距離，靜靜地到達記者的身邊。
索著“懸念”無邊無際地一路“問”來
 |
長江
這是一本充滿問號的書，九章76節，“在香港‘咋’做記者？”、“‘特首’就在我身邊？”、“香港何處不‘排隊’？”、“‘巴士阿叔’怎麼會出現在香港？”、“誰真的認識‘李嘉誠’？”、“公屋婆婆玩殘政府？”……每一節就是一個疑問。
“‘九章’的架構追求的實際上是‘九問’”，因此本書每一章的每一個小題目都帶有‘問號’，這樣索著‘懸念’無邊無際地一路‘問’來，結果註定要給自己和讀者引出更大的探索空間。”長江在《創作初衷》中這樣説。
記者：我覺得可以用三個標點符號概括您的這本書，問號（？），表示您對香港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感嘆號（！），表現您對香港所見所聞的一種驚嘆之情；省略號（……），這是驚嘆過後的無語狀態，一下子還緩不過神來。不知道我這樣説是否貼切？
長江：這是我很感激你的地方，這麼能理解我。剛開始來的時候，確實是“咦？它怎麼這樣？”，我是帶著問號邁開第一步的。繼續往下走下去，對一些事情也就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慢慢地了解了香港人的言談舉止，知道了他們為什麼要這樣説話這樣辦事情，這個時候就“哦！我理解了！”。再接下去，有些事情雖然我看到了，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答案，但有些事情我至今仍感到很無奈。
記者：無奈的方面是在哪兒呢？
長江：我舉個“交換文化”的例子。我去銀行辦理工資，和一位業務員小姐熟了以後她讓我教她説普通話。那個時候我正在學廣東話，兩個人在一起不是正好可以學習？但沒想到，她讓我給她一個報價單，要求我必須收費。一開始我是不能接受的，一個小時要300─500元，我説按時上課我能接受，但是收費萬萬不能。見我實在不答應收費，最後她説出了一個理由，“您不收費就沒有壓力，可能就教得不認真。”
記者：您後來答應了嗎？
長江：沒有。那個職員到現在一見我還在問，什麼時候上課啊。但這件事情也給了我值得去反芻的地方，這種交換文化，有沒有它的合理性？類似的事情還很多，有時感覺挺無奈的。他們的價值觀和內地確實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也不能説人家這樣做就不對！很多事情都不能簡單地用是非黑白做判斷。
記者：除了以上的三種標點，還能用什麼樣的符號來形容您的心情呢？
長江：逗號。相對於香港這種中西文化融合的社會，我來的時間還是太短了，所以任何事情我都沒有權利用句號來形容，特別是不能用句號來形容我的這種觀察的心態。
一切都晚了，我晚來了一百年！
長江從2005年開始寫作這部著作的部分篇章，她説，剛開始的時候並沒有想過會寫成一本書，不過是有感而發，看到什麼就記下什麼，寫得多了以後，十幾二十萬字就出來了。
不過，相對於她寫作的輕鬆狀態，她對於著作封面那短短十多個字，她可是一再思考的。
記者：書的標題為什麼叫做“晚來香港一百年“呢？
長江：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也想了很多名字，比如説”落英繽紛“。但是後來我發現，香港無論什麼動不動就是上百年的歷史，比如説第一座跑馬地馬場是1846年建的，比如説叮噹車，我們剛到香港時恰好有102年的歷史，還有港口街道等等。
記者：但是在內地上百年的古跡到處都是。
長江：我知道你會問這個問題。我們在內地，對中國的歷史、文化，都是一路讀著下來的，很熟悉了。但是香港對於我來説是陌生的，我會突然覺得，一切都晚了，我晚來了一百年。有一天我去跑馬地鍛鍊身體，忽然想到“晚來香港一百年”這個題目不是很好嗎，又可以表現自己對香港的感慨，但題目又很open，包羅萬象。
記者：副標題是“一個央視記者在香港的觀察手記”，為什麼要強調以央視記者的視角來觀察，而不是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來看呢？
長江：我想記者比一般人在潛意識當中是會多些責任感的。來香港前我們臺領導也多次跟我們講到，除了很好地完成新聞報道的任務以外，還應該很主動地去了解駐在國和地區的歷史、現狀和文化。所以，我覺得用記者的眼光來看，給自己的標準會提得更高一些。還有，既然你是一個記者的手記，那麼書中所寫的就不僅僅應該是獵奇，你還應該對你説的每一句話，落在紙上每一個字負責，盡可能地公平和準確。
記者：那為什麼叫“手記”呢？這似乎是一個很模糊的文體概念。
長江：從文體來看，它不是報告文學，也不是雜文，應該説是隨筆，但説日記更準確些。這本書就是一種自然狀態，我既沒有刻意地去追求針砭時弊，也沒有故做輕鬆幽默。你還問是什麼文風，好象都無風可談。
記者：聽説部分章節在香港的報刊發表過？
長江：沒有。因為給香港人看的話，他們會覺得太小兒科、太少見多怪了。
記者：那就是寫給內地人看的了？
長江：首先是寫給自己看的。我在後記中寫到，我的這本書缺少自我批判與理性的分析，而只是一個內地記者來到這裡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事物，了解了一部分，但又似懂非懂。所以你説它能寫成一個多麼理性的東西嗎？寫不出來的。長駐十年還差不多！
香港人心的變化是動態的
 |
長江在香港做“神六”的直播
其實，2004年以前長江是多次去過香港的。1993年，她去韓國拍《汽車?中國》要途經香港，當時她心裏想，“哎呀，能停下來就好了。”果然，攝製組在香港停留了三天的時間。但那個時候的香港對於她來説，還是一座陌生的城市。
長江：當時我的心態是在“城外”，你明白嗎？
記者：是在國外。
長江：對。那是個有著厚厚圍墻的城堡的所在。我在厚墻之外，有機會能夠進來，慌慌張張看上兩眼，然後又趕快離開。
記者：現在香港回歸十年了，從您最初對它的認識到現在，有什麼變化嗎？
長江：要説“變化”，實際上我更願意説我在香港三年見證了香港的“不變”。香港順利回歸，憑藉的是鄧小平一國兩制的設想，正是因為香港堅持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才有了現在香港的穩定與繁榮。它的“變”是來源於“不變”的，“不變”使香港繼續煥發出活力。
但你要説我們所看到的，很感性的變化是很多的。有一個例子我在書裏也寫到過，93年我第一次到香港，逛街逛到了一家金店裏。店員開始誤把我當成是日本人或是台灣人，招待得特別週到。但一當我説“Iam Chinese”，立刻，店員的臉就變了，頭一轉，走到了一邊，再也不理睬我。
但現在，這種情況不會出現了。去年我的四位大學同學“自由行”到香港旅遊，她們走到哪兒出手都很大方，讓香港人看得目瞪口呆。有一次她們去一家眼鏡店，有人買了一副，有人買了幾副，最多的一個人買了７副。我後來去幫她們取眼鏡的時候，店老闆問我，“你們內地人何時變得這麼有錢。”
記者：主要還是一種人心的變化。
長江：香港是全球有目共睹的實現一國兩制度的成功典範，但是説實在的，香港的人心何時歸，怎麼歸，不是外力所能左右的。這三年我也感覺到，港人看到中央政府與內地同胞確實把他們看成一家人，他們的心也會慢慢向我們靠，比如説04年正式實施的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自由行等等。這種人心的變化是動態的。
為富也仁、自強不息，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長江在書中這樣寫到，香港社會紛繁複雜，“有時你再怎麼睜大了眼睛，到處尋摸，忽然發現，我的天啊，怎麼還有一塊塊地方被疏落了。”
初到香港或許會有這種懵懂的心情，但是對長江這樣一個長駐三年的資深記者來説，現在是否看清了香港？
聽到記者這樣問，她笑著否認，差遠了。在很多人心裏，香港不過只是一個彈丸之地，但就是這個彈丸之地，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從一個小漁村發展到今天的國際大都市。她説，這其中可探究的實在太多了。香港的富人與香港人自強不息的精神讓她感觸最深。
記者：以前對富人是什麼樣的看法呢？
長江：從小我們所受的教育就是為富不仁，越富越壞。但到香港後我得到的是顛覆性的認識。比如我採訪過的李嘉誠，他把基金會當成第三個兒子，他想既然留一部分遺産給他的老大老二，為什麼就不能留一部分遺産給三兒子呢，這樣就解決了基金會的生存問題。
而且，他不讓我説“捐”這個詞，因為説“捐”了，別人就有個“受”的問題，這個“受”讓別人不好過。他的這段話很打動我，回去後我就寫了這一篇，希望這樣的富人越多越好。
還有，香港有“百萬行步行籌款上大街”這樣的集體化緣活動，已經堅持了36年，這不能不説是一種震撼。有人説香港是文化沙漠，但我説這種“捐助文化”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探究進去的話它不是沙漠。
香港人那種面對逆境自強不息的精神也讓我特別感動。2003年“非典”時期，我做了一期節目叫《走進淘大花園》。那時的淘大花園可是重災區，像一座死城。
有一戶人家，一個家庭婦女感染了搶救過來沒死。剛剛康復，她就帶著一家人出去吃飯。
我説，幹嘛啊，萬一齣去又傳染了怎麼辦？
她説，香港就是靠餐飲業發達的，如果我們都不去吃飯，香港的飯館都要倒閉，那香港就沒救了。
她後來給我看照片，在餐館裏，親戚朋友兩大桌。她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誰也沒有賦予她振興香港的責任，但她做了，她不僅自救也救了社會。香港回歸之後緊接是金融危機，非典，到2003年香港的經濟都處於低迷的狀態。靠的是什麼，不可否認，跟香港人自強不息的精神分不開。
後記：
採訪臨近結束，是習慣要問到的“工作現狀”，或是“對未來的展望”。畢竟這是與書本身無關的話題，本來以為她只會簡單地概括幾句，沒想到，她仍然很高興地向記者介紹起來。
對於即將到來的香港回歸十週年紀念，中央電視臺駐香港記者們已經早早準備了。現在，他們已經完成了一套講述七個普通人故事的片子。片子用孕婦、用的哥、用民警、用送盒飯老闆娘等人的視角反映香港的種種現狀。
“我看到前兩天家裏給起了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紫荊花開》。”長江在説到“紫荊花開”四個字時，她的聲音頓時變得溫柔起來。“家裏”，是她對在北京的中央電視臺的稱呼。
除了駐站記者的工作，央視一套、九套的十幾個欄目都紛紛給她打電話，希望長江能給他們的策劃方案提意見，或是幫助他們找選題，確定採訪對象。長江説，雖然很多找她幫忙的人她都不認識，但她仍然很高興，因為這讓她看到了在香港的三年，是她對這個社會有心去了解的三年。否則，還怎麼能夠給“家裏”的人們提供有效的幫助？
“從現在開始，我們是一天比一天忙起來了。”長江説。
責編：多國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