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的歷史演義
                               ——站在重大歷史文化轉型期的學術展望

訪談對象：李文儒（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執行：《紫禁城》編輯部

　　《紫禁城》（以下簡稱《紫》）：什麼是故宮的學術成果？

　　李文儒（以下簡稱李）：故宮的學術成果，顧名思義必須是與故宮有關係或關係密切的研究成果。這是個定位的問題。它應該包含兩方面的含義：首先是故宮內和故宮外的研究者以故宮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成果。其二，故宮作為明清兩代的皇宮，主要的研究範圍自然是針對這一時期宮廷文化及藝術。再者，明清兩代處於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作為歷史的延續，其上限可擴至對整個封建社會的宮廷文化和藝術的研究。

　　《紫》：故宮博物院自建院以來的學術沿革是什麼？

　　李：故宮博物院創始人之一的李煜瀛曾明確提出“多延攬學者專家，為學術公開張本”,“學術之發展，當與北平各文化機關協力進行”。當時已經成為全社會文化思想與新學科研究重鎮的北京大學及所屬學者，在故宮博物院業務建設上出力最大。被聘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的有蔣夢麟、陳垣、沈兼士、俞同奎，被聘為顧問及後來聘為特約專門委員的有馬衡、袁同禮、徐鴻寶、李宗侗、徐炳昶、黃文弼、顧頡剛、吳瀛、朱文均、福開森、陳漢第、唐蘭、余嘉錫、趙萬里、馬裕藻等人。參與初創工作後來成為重要職員的不少是北大教授或剛畢業的學生。馬衡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沈兼士任文獻館館長，陳垣任圖書館館長。

　　後來在故宮博物院成長起來的知名學者有羅福頤、沈士遠、孫瀛洲、陳萬里、馮先銘、單士元、劉九庵、朱家溍、于倬雲、徐邦達、耿寶昌等。近幾十年來，隨著故宮博物院業務工作的全面深入展開，學術研究更趨活躍。中國博物館學會、中國紫禁城學會、中國古陶瓷學會、中國文物保護技術學會、清代宮廷史學會、中國玉文化學會或依託故宮、或以故宮專家學者為主，廣泛開展學術活動，故宮博物院新一代學術群體正在迅速生成。

　　與故宮文化內涵博大、故宮研究學人匯集相應，故宮研究的第二個特點是學問深廣，成果豐富。研究領域及成果涉及政體、典制、禮儀、典籍、檔案、建築、珍藏等。可移動和不可移動文物、有形與無形文化遺産均包括在內。水平最高、數量最多、價值最大的歷史遺存決定了故宮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故宮研究的第三個特點是學術開放。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的組織及活動就充分體現出開放性、社會性的特點，而且集中和吸引了一流的專家和學者。初創階段的工作較多用力於清點、整理藏品，並努力克服條件簡陋的困難，及時向社會公佈，“絕對公開，供學界研究‘以學術為公器’”成為故宮研究的指導思想和優良傳統。在當時社會動蕩的年代裏，就陸續編輯出版了《文獻叢編》、《史料旬刊》，彙編了《籌辦夷務始末》、《清代文字獄檔》、《故宮所藏殿版書目》、《故宮方志目》、《天祿琳瑯叢書》、《故宮書畫集》等。影響最大的是1929年10月10日創辦的《故宮週刊》，連續出版了510期。該刊圖文並重，介紹院藏各類文物及古建築，文字部分有專著、考據、史料、筆記、校勘、目錄等。清點文物及時向社會公佈，多種檔案文獻儘量面向公眾，迅速交流研究成果的傳統學風在故宮不斷發揚光大。事實説明，故宮研究只有立足故宮，樹立開放的理念與心態，吸引和組織社會力量參與，加強與海內外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學術團體、專家學者的合作交流，才能推進故宮研究的不斷深入、創新與發展。

　　《紫》：目前故宮學術成果的表達方式或曰存在方式？

　　李：包括文化整理、史料鉤沉、學術論文與專著。

　　進入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以來，《故宮博物院院刊》復刊，接著又創辦以展示中國宮廷歷史文化藝術為核心內容的文化藝術類雜誌《紫禁城》，建立紫禁城出版社。與北京大學合辦《明清論叢》，迎接故宮博物院80週年之際又創辦了《故宮學刊》，故宮博物院的刊物和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書籍在故宮文化藝術成果的發佈、積累、傳播、交流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故宮的學人專著方面，老一代的以故宮學術文庫為主；紫禁書係則集中地體現了中青年學人的專題專論。唐蘭的文字學，馬衡的金石學，研究對象雖不囿于故宮，但也並非沒有聯絡。書畫類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徐邦達先生的中國古書畫研究。建築類有于倬雲的《宮殿建築論文集》。陶瓷類有耿寶昌的《明清瓷器鑒定》和《故宮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李輝炳的《中國瓷器鑒定基礎》。玉器類有楊伯達的《古玉史論》等。藏品類屬整理性成果，多以圖錄的形式出現，比較突出的、成系統、成規模的是《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60卷）。歷史典藏方面成體系、大規模的是朱誠如主編的《清朝通史》和《清史圖典》。

　　《紫》：對以往故宮學術研究的評估和對未來的展望如何？

　　李：從藏品入手，以藏品研究為主是博物館研究的一個共同特色，也是故宮博物院研究的一個鮮明特色。學術研究表現出很明顯的以物為主、基礎性、個人性的特徵。當然也有一個發展層面的問題。比如某種物從個別的到類別的到整體的到縱向發展、橫向比較的研究。也可以説有一個從個人自發到個人自覺的學術研究階段。

　　從故宮博物院作為一個具有多方面因素的綜合性非常突出的博物館來講，從大學術研究概念來講，對宮廷文化、宮廷藝術的研究需要具有學術上的整體性、體系性、系列性。即要從個人的自發自覺向整體的自發自覺發展。這是個努力的目標。要向這個目標進發，要提出一個響亮的學術口號，要舉起一面鮮明的在學術界高高飄揚的學術旗幟，要有一個明確的學術概念、一個切實的學術發展規劃，以及一個行之有效的科研項目課題制度、一個及時發佈和傳播研究成果的學術平臺，一個開放而富有創見的人才培養方向，當然還要有一個嚴謹活躍的學術氛圍。如此，才可能真正實現從個人發展到整體齊頭並進的轉變過程。

　　鄭欣淼院長倡導的“故宮學”在某種意義上是對上述要求的一個高度概括和集中體現。

　　《紫》：“故宮學”有著怎樣的指導意義？

　　李：“故宮學”作為整合故宮學術研究的指導性理念和一個學術概念，給了故宮學術研究一個明確的定位。應當也能夠起到規劃故宮的學術前景，推進學術研究的作用。

　　它明確了這樣幾個問題：21世紀故宮博物院的學術擔當或者叫學術使命、學術責任是什麼？學術成果是什麼？學術人才應是什麼樣的？這些均由故宮內涵的廣博、豐富、厚重、深遠及其特殊性決定的。其內涵就是中國古代宮廷文化和藝術。故宮作為明清兩代的皇宮已有585年曆史。中國古代宮廷文化藝術可上溯到兩千年前的秦始皇稱帝，而明清兩代就佔了封建歷史長河的四分之一段。如果再上溯3000年就是有紀年的商王稱王，從中國古代宮廷文化藝術的濫觴期算起，明清兩代佔了六分之一段。並且，作為最後的封建王朝，與以前王朝文化藝術的聯絡是千絲萬縷的。僅從時間概念上提出問題，就會直接感受到明清兩朝在中國歷史上的位置。有了縱向的時間點，而後再與朝代帝王的歷史橫向聯絡起來，故宮的學術研究就有了一個歷史的坐標。

　　因這坐標，故宮學術研究的指導理念就應當建立在中國大文化、大歷史背景之下，乃至人類文化、世界文化之大背景下。

　　《紫》：故宮學術研究應有怎樣的視野？

　　李：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宮廷在一般情況下起著主導作用，它包含了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的信息。比如，從執政的層面説，我們知道皇宮作為行政中心，一切可以翻雲覆雨、操控社會命運的指令都發自這裡。從學科的角度看，它是執政學，集中表現在整體的機制和禮儀上。包括內政外交。其中內政方面還包括區域、民族、宗教。從建築留存説，它是中國古代宮廷文化最外在的標誌。紫禁城建築學的研究對象，不僅是建築科學技術、建築工藝、建築藝術等，從某種意義上講，更應該是對宮廷建築思想的研究和闡釋。從最新的考古發現知道，中國古代建築歷史可追至夏王朝。如果以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皇宮建築作參照的話，故宮建築的研究無疑有了一個更深廣的視界。從藏品來講，應有同樣要求。

　　相應于對學術人才的要求，表現在學養基礎、學術背景、學術眼光、學術方法等方面，力求紮實雄厚、深邃開闊。而且，對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歷史、建築、藝術、文學、文字、美學、美術、科技等等。對學術成果的要求，要宏觀和微觀、階段性與延續性、局部性與整體性相結合。學術方法既有多樣性又有創新性。比如將歷史學與器物學相聯絡，就是一種縱向深入與橫向拓展的結合。

　　理想狀況下故宮的學術研究應當在中國學術史上佔有相當的位置。應當産生：中國宮廷史、藝術史（明清宮廷史、藝術史），中國宮廷繪畫史、中國宮廷陶瓷史、中國宮廷傢具史、中國宮廷工藝史、中國宮廷書法史、中國宮殿建築史、中國宮廷宗教史等諸如此類的學術成果。其範圍是由明清宮廷文化藝術到整個宮廷文化藝術的。

　　應當特別強調的是，我們必須承認任何歷史研究都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昔日的皇宮變成今日的博物院，不止包容了重大的歷史內容，更具有由傳統文化轉向現代文化的意義。對文化歷史而言，應具有清醒自覺的反省意識與批判精神。應有科學的審美觀，當代人的研究應有的自主意識、自覺性。一個明白的事實是，從整體説，封建制度是被後來的社會制度否定的，那麼如何對待漫長的封建制度所制約和影響下的歷史、經濟、文化，不能沒有當代人應有的文化理性。何況我們的研究對像是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中樞。

　　我們所作的研究是處在中國重大歷史轉型期的回望。處理好科學的傳承觀是最值得我們注意和深思的地方。這種思考應滲透在故宮學術研究的所有領域裏。我們是否可以做這樣的描述：15世紀到19世紀的紫禁城——20世紀的故宮博物院——21世紀的“故宮學”。這是一個歷史發展的線性過程。階段性的時間與空間表述包含了所有的內容——用時代的眼光回顧以往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