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戰爭引發了紀錄片美學的變革。來自歐洲、美洲和亞洲的紀錄片工作者拿起攝影機走上戰場，用鏡頭見證了一場不公平的戰爭，紀錄電影也在這場戰爭中獲得新的美學品質。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黑人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風起雲涌，反主流文化、個性解放成為這一時期最響亮的詞彙。新好萊塢以《邦尼和克萊德》等影片塑造了反英雄的英雄形象，對美國社會的主流文化和傳統道德提出挑戰。而發源於1960年的直接電影逐漸形成一股強勁的潮流，晃動的鏡頭，同步錄音、無解説、無觀點的美學特徵引導新的時尚。

    然而，越南戰爭的爆發對直接電影隱瞞觀點的方式提出挑戰。一些具有左翼傾向的紀錄片工作者決定以電影為武器，抗議這場侵略戰爭。他們放棄30年代紀錄電影畫面加解説的傳統模式，採用真理電影方法，通過採訪與歷史資料的並置探尋真相，用攝影機對正在發生的事件進行干預，這些電影被電影史家稱為行動電影。

    《遠離越南》的第二個段落，叫“哭泣的約翰遜”，導演別出心裁地通過越南地方戲表達對戰爭的態度。兩個演員畫著京劇丑角似的臉譜，扮演美國總統約翰遜和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這個段落讓越南人在媒體上正面表達自己對戰爭的看法，突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媒體控制輿論、醜化越南共産黨的新聞封鎖，為越南人打開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

    1966年，68歲的荷蘭紀錄電影導演尤裏斯•伊文思秘密前往越南拍攝，回到巴黎之後他將在越南的經歷告訴了紀錄片導演克裏斯•馬爾凱。馬爾凱當年就倡議新浪潮導演阿涅斯•瓦爾達、讓-呂克•戈達爾和阿侖•雷乃等共同來拍攝一部抗議越戰的電影，於是就有了《遠離越南》。它在政治上明確反對美國侵略，藝術上匯聚了畫面加解説的傳統模式、真理電影方法與新浪潮的美學特徵，具有明顯的雜糅風格。

    荷蘭導演伊文思採用真理電影的方法拍攝，以同期聲和移動攝影記錄了一個令人震撼的畫面，警報聲響，大家準備隨時進入地道，有人和乘機看報，越南百姓對美國飛機的轟炸習以為常。而一段帶有轟炸聲的黑場之後，畫面失去聲音，兩個小女孩無辜地打量著這個她們無法理解的世界。

    《遠離越南》的結尾“走向人群”的表演段落闡述了深刻的哲學寓意：人類似乎永遠存在於對立鬥爭的激蕩中。影片告訴觀眾：“戰爭就在我們周圍，越南是為了我們而戰”！1967年《遠離越南》公映，伊文斯與新浪潮導演用電影表達對越南戰爭的看法，勇敢地通過攝影機干預正在進行的歷史事件。

    此時，越戰還在升級，美國國內支持戰爭的勢力依然強大，身在越南的美國大兵還在按照英雄的形象看待自己。但清醒的美國導演埃米爾•安東尼奧1968年拍攝了電影《豬年》，大膽預言美國必敗。影片以一組照片開始，把美國內戰時犧牲的士兵與頭盔上寫著“做戰而不是做愛” 的越戰士兵進行對位處理，表達了導演安東尼奧的觀點：在越戰中，美國處於不道德的立場。談到片名《豬年》的用意，安東尼奧説：誰要殖民越南誰就是豬，過去是法國人，而現在是美國大兵。

    這就是《豬年》的導演安東尼奧，他放棄解説，用歷史資料與人物訪談編織影片，這一美學特徵源於安東尼奧早年組織的“新美國電影小組”，他們倡導通過影片內在結構和對資料的巧妙剪輯表達主題。在安東尼奧第一部作品《議事程序問題》中，這種特徵已經顯現出來。雖然只是編輯麥卡錫的聽證會影像，但安東尼奧對麥卡錫集團的態度通過其他人的發言表達得十分明顯：我已經觀察了特納•伯瑞德利的臉，一點點，看上去是愉快的，你認為呢？我想説特納……我知道特納在自己的住所裏休息了一會，精神恢復過來，依我判斷，我不知道特納伯瑞德利看著我還是他，他也有可能在看著士兵。

    安東尼奧在《豬年》中選擇保羅•馬斯教授作為代言人。

    保羅•馬斯：如果你想理解胡志明所説的有關將拇指放在土地上的意思，你必須要知道一句簡單的中國諺語：拇指大小的糧食比拇指大小的金子更寶貴。

    胡志明是安東尼奧的英雄，《豬年》裏胡志明關於土地、糧食、人心向背與戰爭關係的觀點都是通過保羅教授之口傳達給觀眾的。談到越南的未來時他説：

    但是他們還有著一線希望，這就是在越南歷史中，他們有過災難。這種災難除了帶給越南人無盡的傷痛之外，還將堅強一詞深深地植入到他們的民族性格中。畫外音仍然是保羅教授的採訪，畫面卻是美國大兵在叢林中的傷痛和死亡。它暗示土地和叢林是越南人的根，任何侵略都是徒勞的。

    保羅教授的話表達了電影的主題：這個國家是通過雙手辛勤勞動創造的。每一平方英尺的土地，我的意思是每一塊拇指大小的土地，都被過去的農民耕種過，並且保存下來了。即使它被毀壞，在一百年後一個村莊仍然會重現，這個村莊的子孫後代會回到這個村莊，他們會發現一個個村莊又開始繁衍生息了！

    安東尼奧曾經説：能夠做的解釋都在資料裏。他把歷史資料與人物採訪並置，讓觀眾自己進行判斷。《豬年》巧妙地採用歷史資料講述越南近100年的殖民歷史，從法國、日本到美國扶植的南越傀儡政權，而當時的南越政權被北越總理概括為“向下的螺旋”。

    法國記者：我還記得當伯納德•福爾于1962年採訪北越總理範文同，並談到有關美國援助的事情，範文同當時説到：可憐的吳庭艷，他不受歡迎。因為他不得人心，美國人必須要給他提供援助；因為美國人給他提供援助，他就更加不受歡迎。因為他們給他提供更多的援助，他就更加不受歡迎。伯納德•福爾打斷了他並説到：這聽起來好像惡性循環。範文同停下來説到：不，不是惡性循環，這是向下的螺旋。

    安東尼奧採用聲畫對位的方法，為發動攻擊的飛機畫面配上直升機螺旋槳即將停止旋轉的聲音，由此暗示美國在越南的軍事侵略終將徒勞。

    《豬年》沒有採用傳統紀錄片畫面加解説的模式，但放棄解説並不等於放棄觀點，而是吸收真理電影的方法，用歷史資料與人物採訪的並置表達自己的觀點。在美國主流人群還在為越戰歡呼之際，安東尼奧質疑這場戰爭的合法性，並預言美國將會失敗。《豬年》恢復了左翼知識分子的思想傳統，干預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表現出擔當社會責任的藝術良知。

    在《豬年》裏，安東尼奧把兩個美國將軍的講話剪輯在一起，突出這些戰爭決策者的民族沙文主義與侵略野心：

    將軍A：我們使用一種商品在那裏作戰，這對我們來説非常珍貴，但是對敵人來説非常廉價，那就是士兵的生命。 
將軍B：我認為不必要入侵北越，這將會是我們的敵人想要做的事情。他會希望我們在戰場上投入十萬兵力，他們也會投入十萬兵力。他們樂意去犧牲一半的兵力，而我們士兵的生命更加珍貴。我不想用一條美國人的性命去交換他們的50條性命。
將軍A：這些為戰爭設備添加燃料的動力系統，運輸系統，鐵軌，車輛，橋梁，修車廠，都應該消滅掉。每一個工廠，每一個工業基地，首先打擊最大和最好的工廠和基地，決不間斷，只要還有兩塊磚頭仍然粘在一起！

    1968年《豬年》在美國上映，在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安東尼奧就大膽預測美國必敗的結局，為被電視、報紙等大眾媒介圍困的觀眾提供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歷史觀點，顯示出思想的智慧和力量。
同一時期，好萊塢仍然迷戀于戰爭鼓噪，拍攝于1970年的電影《巴頓》表面上講述二戰往事，實則鼓動年輕人參加越戰。待好萊塢大夢醒來，反思越戰，如《獵鹿人》、《生於七月四日》等影片，距《豬年》放映已經10年過去了。紀錄電影帶著社會的良知走在了時代的前列。

    如果説《豬年》是對於越南戰爭的思考與質問，那麼《心靈與智慧》則是一部關於越戰的心靈史詩，它通過實地拍攝、歷史影像與人物採訪展示了美國大兵從主動參戰到心靈覺醒的過程，也表達了越南人民遭受的心靈與肉體的苦難。

    37歲的德國籍導演彼得•戴維斯憑藉此片獲得了1974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片名來自於約翰遜總統的就職演説：“最後的勝利依靠那裏實際生活的人的靈與肉。”

    約翰遜説的那些人指的是南越政府，戴維斯以自己的方式挑戰了約翰遜。《心靈與智慧》是一部獨立紀錄片。戴維斯堅持獨立製片，是為了獨立地在影片中思考三個問題：為什麼去越南？在越南做了什麼？産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這三個問題也成為結構影片的重要元素。

    對於第一個問題——為什麼去越南，一位陸戰兵給了它答案：“我想去殺越南人。我真不知道，我想我是被洗腦了。因為我記得當時人們常叫我“地毯或廚師”，我在兵營時的名字是伊納•海斯，叫什麼要看首長的心情，但我在這兒説我想殺些越南人。”

    第二個問題是在越南做了什麼？當年的空軍戰士給了回答：

    士兵A：幾乎每個人都受了戰爭的洗禮，得到的興奮就像小孩看到奇異的東西。你放點東西在罐子裏，然後看罐子從空中掉下，興奮極了，特別是你開火時真是難以置信，你有個真的導彈，命中了你的目標。
士兵B：你到了那裏，完成了任務，命中了目標，然後發現目標被完全摧毀了。沒有失誤，或幾乎沒有失誤，你打中了。返回後在航母上降落，那真是太奇妙了。説它是刺激，是的，非常滿足。
雨聲，死雞，碎片，鏡頭慢慢地撫摸這片佈滿傷痕的土地。第三個問題：對越南所作的一切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越南人用自己最悲傷的痛楚給了回答。

    越南農民：我八歲的女兒死了，還有我三歲的兒子。一個兒子，三歲，死了。尼克松是殺害平民的人。我對尼克松作了什麼？他來轟炸我的祖國。我女兒死了，她再也不會穿這襯衣了，把這襯衣扔到尼克松的臉上，告訴他們她是個小姑娘。

    而在美國白宮，尼克松正發表祝酒詞：我們在座的所有的人，為那些駕駛B-52完成他們使命的人，鼓掌！

    總統宴會上熱烈的掌聲與越南上空炸彈的呼嘯，形成強烈的蒙太奇效果，表現了干預電影的突出特徵，用電影抗議社會。

    越南戰爭被稱為一場電視的戰爭。20世紀70年代，電視廣為普及，千萬個美國家庭每天在餐桌旁觀看關於越戰的新聞。然而媒介也在改變。美國著名攝影師愛迪•亞當斯拍攝了這張《槍斃越共》的照片，攝影機也拍下了這個血腥的場面。《紐約時報》刊登的這張《火從天降》令世界震驚。這些殘酷的畫面最終喚醒了大眾的良知，點燃了反戰的火焰。

    約翰•列儂的《給和平一個機會》唱出了所有渴望和平、反對戰爭的人們的心聲，一些名人開始用自己的行動來表達對和平的期待。

    拳王阿裏為反戰捨棄了重量級拳王的稱號。好萊塢電影明星簡•芳達冒著政治危險前往越南，為越南士兵唱反戰歌曲。

    導演戴維斯通過大量實地採訪，展示戰爭給美國和越南帶來的雙重傷害，以此對正在進行的戰爭提出抗議。

    反戰集會上的歌曲唱道：這次我們確信，這次是最後一次，這次我們將不遮遮掩掩，直到我們帶它回到他們自己的家鄉。為了這次，我們去完成那時我們開始的工作；為了以後，這次我們清除所有障礙。
《心靈與智慧》以美國大兵由狂熱到反思的心路歷程，表明了美國製造戰爭的荒謬性。

    士兵A：現在説有點像陳詞濫調，我的祖國是對的。1967年我回來時，我説我有義務去服役，生活等各方面都正常，我為什麼被豁免？因此我去登記報名，不通過是沒有理由的。

    士兵B：我喜歡聽到飛機來了，每個人都在喊：對，去炸他們。當時真討厭這些可惡的傢伙，他們在我們後面挖洞。還有戰鬥機來了，對，去炸他們。看到他們突然攻擊，對，去炸他們。他從那邊過來又走了，説：噢！

    士兵A：我喊到：上帝，我被打中了！我無法相信，我真的被打中了！後來我什麼都不擔心了，因為我快死了。都過去了，我最後的想法是，我正無法相信我快死了，死在這片骯髒的土地上。我真不敢相信。

    士兵C：我們在越南的親身經歷證明，那是謊言和詆毀。美國人民被我們國家的領導人愚弄，正是他們培訓我們沒有目的的盲目殺人，還仇恨我們的敵人---越南人。他們炮製這樣一些的口號：按比例殺人，尋找和破壞，自由放火，確保地區安全等，把他們在越南真正的政治鬥爭掩蓋。

    當時，還有一些頭腦清醒的青年從一開始就反對戰爭，焚燒徵兵卡或逃往加拿大，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就是其中的代表，歷史不僅沒有懲罰他，還給了他意外的驚喜。

    《心靈與智慧》贏得廣泛好評，美國紀錄電影導演邁克爾•摩爾説：“如果要讓我挑選一部影片激勵我拿起攝影機的話，它就是《心靈與智慧》。”邁克爾•摩爾2004年製作的《華氏911》繼承干預電影的批判精神，但在美學形態上走得更遠，自我反射的拍攝方法，侵入式採訪與強烈的個人色彩展示了一種新的電影美學，他以個人直接挑戰權力。

    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大廈門口，邁克爾•摩爾直面國會議員：

    邁克爾•摩爾：議員先生？卡斯特先生，卡斯特先生。多利特議員，我是邁克爾•摩爾，我在想……
國會議員：有沒有別的辦法……
邁克爾•摩爾：我，明白吧，沒有幾個眾議員的孩子被派往前線，事實上只有一個，知道吧？所以我們覺得他們……你們應該首先送孩子上前線，對極了。你有什麼看法呢？
國會議員：我不反對，
邁克爾•摩爾：你不反對？噢，太好了，對了，我會拿些小冊子，至少拿些陸戰隊的小冊子，傳閱一下，好的，對了，如果你同事贊成戰爭，請鼓勵他們送子參軍，送他們的子女上戰場。
國會議員：謝謝你，非常感謝。
華盛頓國會廣場的另一端，一位母親哭著要自己的兒子。
邁克爾•摩爾：他在哪兒被殺的呢？
母親：我兒子不是侵略者，不光他戰死了，還有很多人犧牲了。
邁克爾•摩爾不僅以個人的身份直接挑戰政府，還通過特定環境的人物採訪製造情感高潮。這位失去了兒子的母親的哭訴與質問不僅具有情感力量，而且富有思想深度，矛頭直接指向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
以邁克爾•摩爾為代表的電影思潮被理論家稱作新紀錄電影，它不僅以更開放的姿態和更自由的表達創造了新的美學，而且讓紀錄電影重新切入社會焦點，重新回歸大眾。

    電影檔案

    行動電影形成于1960年末期，主要代表人物為尤裏斯•伊文思、埃米爾•安東尼奧和彼得•戴維斯等。它以電影為工具，直接干預正在發生的歷史事件，表現出紀錄電影擔當社會責任的藝術良知。主要代表作品：

    《遠離越南》          法國   尤裏斯•伊文思等       1967年
《豬年》              美國   埃米爾•安東尼奧       1968年 
《心靈與智慧》        美國   彼得•戴維斯           1974年
《三里冢》            日本   小川紳介               1972年
《黃皮膚哀歌》        加拿大  麥克•魯布            1970年
《17度線》            法國    尤裏斯•伊文思        196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