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院鳥瞰圖，當年北大中文系所在地（北大檔案館提供）。

    西南聯大中文系1946年師生合影（北大檔案館提供）。

    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1957年畢業合影（楊鑄提供）。

    沈從文在昆明（1938年，選自《沈從文全集》）。

    1910年—2010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建係100週年。作為中國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標誌著中國語言文學開始形成現代的獨立的學科。中文百年變遷，對中國意味著什麼？

　　創辦肇始 不是重要，而是人才多、花錢少

    新京報：1910年3月31日京師大學堂成立的“中國文學門”，是我國最早的中文系。在西方現代大學的學科中，法學、醫學和神學是三大最古老的學科，那麼中國現代大學創建中文學科的初衷是什麼？

    陳平原：晚清提倡“新教育”者，一開始並沒把“中國語言文學”作為相關訴求。時人普遍貶考據、辭章、帖括為“舊學”，尊格致、製造、政法為“新學”，教育改革的重點在“廢虛文”而“興實學”。

    新京報：可“文學教育”最終還是進入了改革者的視野，為什麼？

    陳平原：因為不管是舉人梁啟超，還是大臣張百熙、張之洞，一旦需要為新式學堂(包括大學堂)制定章程，只能依據當時的譯介略加增刪。而西人的學堂章程，即便千差萬別，不可能沒有“文學”一科。於是，不被時賢看好的文學教育，由於大學堂章程的制定，居然得以“登堂入室”。

    新京報：有點陰差陽錯的味道。

    陳平原：對比晚清三部大學堂章程，不難感覺到文學教育的逐漸浮出。1898年的《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開列十種“溥通學”，十種“專門學”。前者“凡學生皆當通習者也”，故有“文學第九”之列；後者培養朝廷亟須的專門人才，故只有算學、格致學、政治學(法律學歸此門)、地理學(測繪學歸此門)、農學、礦學、工程學、商學、兵學、衛生學(醫學歸此門)。也就是説，“文學”可以作為個人修養，但不可能成為“專門學”。

    新京報：問題在於“文學”還是成了一門“專門學”。

    陳平原：因為在1902年，張百熙奉旨復辦因庚子事變毀壞的大學堂，並“上溯古制，參考列邦”，擬定《京師大學堂章程》。此章程對“功課”的設計，比戊戌年間梁啟超所代擬的詳備多了，分政治、文學、格致、農學、工藝、商務、醫術七科。文學科又有經學、史學、理學、諸子學、掌故學、詞章學、外國語言文字學等細目。將“詞章學”列為大學堂的重要課程，不再將其排除在“專門學”之外，總算是一大進步。

    新京報：是什麼原因讓“文學”從“專門學”變成了一門重要學科？

    陳平原：第二年，也就是1903年，張之洞奉旨參與重訂《大學堂章程》，規定大學堂內設經學科、政法科、文學科、醫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等八個分科大學堂(接近歐美大學裏的“學院”)。

    其中，文學科大學分九門：中國史學、萬國史學、中外地理、中國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俄國文學、德國文學、日本國文學等。不用説，後五者純屬虛擬。與中國文學門從課程安排、參考書目到“文學研究法”都有詳盡的提示截然相反，英、法、德、俄、日這五個文學專門，均只有不著邊際的寥寥數語。單有設想不行，還得有合格的教師、學生、校舍以及教學資料。1910年京師大學堂各分科大學正式成立，其中有虛有實；中國文學門之所以步履比較堅實，不是因為它格外重要，而是因為我們這方面的人才很多，而且花錢較少。

　　學科初衷 擔心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失落

    新京報：當時設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麼？

    陳平原：設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麼，這很難説。到底是根據“上諭”、“章程”，還是主持其事者的論述？一定要説，我推薦張之洞的思路。

    1903年，晚清最為重視教育的大臣張之洞奉旨參與重訂學堂章程，“參酌變通”的指導思想，在同時上呈的《學務綱要》中有詳細解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強調“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以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著稱的張之洞，強調“中國文辭”不可廢棄，與其説是出於對文學的興趣，不如説是擔心“西學東漸”的大潮過於兇猛，導致傳統中國文化價值的失落。

    新京報：經過一百年的發展，目前的中文學科體系是否完善，與初衷是否一致？

    陳平原：歷經百年的演進，中國文化依舊屹立，而且時有創新，並沒有因西學輸入而失落，這點很讓人欣慰。

    而中文系的教學與研究，雖説以我為主(這是學科性質決定的)，但從一開始，就有“世界史”、“西洋文學史”、“外國科學史”、“外國語文(英法俄德日選習其一)”的課程設計。

    至於學科體系，不用説大家也明白，不可能永遠停留在晚清照搬西方及日本學校課程表的水平。

    新京報：能否舉例説明一下？

    陳平原：我曾舉過一個例子，1915—1916年京師大學堂“中國文學門”的課程總共有九門：中國文學史、詞章學、西國文學史、文學研究法、文字學、哲學概論、中國史、世界史、外國文；而2009—2010學年第二學期北大中文系開設的研究生課程，總共是57門。課程並非越多越好，我們正在自我評估；但這起碼説明一點，所謂“學科體系”，不可能一成不變。

    新京報：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多大學裏的中文系都“升級”為學院，包括專業設置也不統一。

    陳平原：今天中國大學裏，很少有像我們這樣依舊還叫“中文系”的，絕大多數都升格為“文學院”或“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了。這是自我定位的問題，無所謂好壞。之所以選擇相對保守的路徑，與我們定位於精英教育有關，本科生80%進入中外各大學的研究院繼續深造，不適合做“短平快”的設計。

　　中文價值 要産生影響社會進程的“思想”

    新京報：中文學科這一百年，最大的啟示是什麼？

    陳平原：我不只一次提及，不能將我們的中文系跟國外著名大學的東亞係比，人家是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我們是本國語言文學研究，責任、功能及效果都大不一樣。

    作為本國語言文學的教學及研究機構，北大中文系的獨特之處在於：我們除了完成教學任務，還有效地介入了整個國家的思想文化建設。這是一種“溢出效應”。也就是説，我們的教師和學生，不僅僅研究本專業的知識，還關注社會、人生、政治改革等現實問題，與整個國家的歷史命運緊緊聯絡在一起。

    這個傳統，在我看來，永遠不能丟。

    新京報：這一觀點基於什麼考慮？

    陳平原：我們要出容易獲得承認的學科體系內的科研成果，也要出不太容易被承認的跨學科著述，還希望出不怎麼“學術”但影響社會進程的“思想”。這就需要一種開闊的視野以及從容淡定的心態。

    新京報：恕我直言，現在這種心態已經是非常罕見了，是不是有點理想化？

    陳平原：我承認，這一追求，跟目前的評估體系不太吻合，會有很多遺憾。到底是“快馬加鞭”好，還是鼓勵“十年磨一劍”，我相信老大學的著名院係都面臨這個問題。

    當領導的，頂住壓力，給老師們創造盡可能寬鬆的學術環境，前提是，同事大都認同這一理念，且自覺地奮發圖強。若不是這樣，外無評估的壓力，內無奮鬥的動力，回到吃大鍋飯的時代，注重“人情”而不是“學問”，那也很危險。

    新京報：一直以來，社會上包括高校內都以“萬金油”來形容中文系科，您同意嗎？

    陳平原：稱中文學科為“萬金油”，大概是指其適應面廣，專業性不強。這大體屬實，但並非缺陷。

    文革前，中學生就算“知識分子”；現在呢？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大眾化，大學生毛入學率(即同齡人中能夠上大學的人口)，1998年是10%，現在是25%，教育部定下目標，2020年達到40%。這種狀態下，我們反省本科教育的專業化程度到底應該多高。

    在我看來，有些技術性的活，崗前培訓就行了，根本用不著念四年；有些高深的學問，到研究院再學，一點都不遲。像中國這樣，高中就開始文理分科，而且本科階段就設商學院、法學院，我以為是不妥的。

    新京報：你認為大學應該怎麼學？

    陳平原：大學四年，能獲得人文、社會或自然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加上很好的思維訓練，這就夠了。

    問題在於，在中國，大部分人還是把“上大學”等同於“找工作”。假如有一天，念大學和自己日後所從事的職業沒有直接對應聯絡(現在已經有這種趨勢，儘管不是自願)，我相信，很多人會同意我的看法：了解社會，了解人類，學點文學，學點歷史，陶冶情操，養成人格，遠比過早地進入職業培訓，要有趣、也有用得多。

    這樣來看中文系、數學系等基礎性學科，方才明白其在本科教育階段的作用及魅力。

    新京報：有數據表明，現在每年報考中文的學生逐年呈下降趨勢，報考北大中文系的學生人數(主要指本科生)也下降嗎？是中文系科的問題，還是社會發展的問題？

    陳平原：這個問題本不想多説，你既然追問，我如實彙報：托北大這塊金字招牌的福，我們的本科招生情況很好。最近三十年，北大中文系沒有擴招，一直穩定在80至100人，視每年考生水平而略為上下浮動。今年情況尤其好，最後錄取了106人。本來我們在京計劃招收5人，可錄取線上共有27人報考，最終錄取了1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