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向歡迎，負責任的企業。北京的投資環境，得到無數中外企業的認可。這不僅因為北京是首善之區，也因為北京有關部門對企業監管得力，維護了良性的生態。需要明確，是北京質監部門依法監管，而不是農夫山泉主動“退出”。

　　在5月6日下午舉行的“飲用天然水標準新聞發佈會”上，農夫山泉公司董事長、總裁鐘睒睒表示，目前已經關閉北京桶裝水工廠，並決定在北京永久停産桶裝水，“因為不可能讓一個企業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生産”。

　　從發佈會的內容上看，農夫山泉完成了一次“被害人”的角色扮演，他們把北京工廠的停産歸咎於“環境”的逼迫。但事實上，位於懷柔區的農夫山泉桶裝水水廠只是受委託生産。按照規定，水廠在質監部門有標準備案，但是所備案的標準是浙江標準，而不是本市飲用水公司所執行的國標。在農夫山泉“標準”問題被曝光後，質監部門介入調查，暫時禁止委託公司生産農夫山泉桶裝水。需要明確，是北京質監部門依法監管，而不是農夫山泉主動“退出”。

　　不難看出，農夫山泉桶裝水水廠的暫停生産屬於行政執法的臨時性處置方案。若對質監部門的禁令不服，農夫山泉大可依循法定程序，提出申訴尋求法律救濟。自農夫山泉“標準門事件”爆發以來，農夫山泉的多次回應一直找不到靶心。王顧左右的解釋不但無助於企業形象的恢復，也刺激了企業輿情危機的擴散和加劇。我們願意再次提醒，如果農夫山泉指控媒體在行使“輿論暴力”，這是發生在企業與媒體之間的事，訴諸司法也許是最終解決之道。北京市桶裝飲用水銷售行業協會以“通知”的形式建議其會員單位對農夫山泉桶裝飲用水産品做下架處理，這是發生在企業與社會組織之間的事。是協商還是尋求司法救濟，農夫山泉有權自行抉擇。而北京農夫山泉桶裝水水廠的暫停生産，則是發生在企業與質監部門之間的行政關係，企業若然不服，行政申訴、行政復議都是既定的維權管道。

　　從這些不同性質的部門所做出的不同行為來看，彼此存在一定的關聯又相互獨立。媒體在獨立報道，協會在以自己的名義提出建議，質監也是依自己既定的職責在執行法律。所有的城市都有行政、媒體、市場和社會組織的並存。一個穩定的社會，必然是不同性質的組織之間相互制約、相互監督又相互協作。媒體對市場的監督、行政對市場的監管，都是為了實現市場的有序，並促進企業産品質量的提升。

　　北京多年來致力於打造一座法治城市，並以法治來保障外來投資人享有良好的投資環境，這一點毋庸置疑。質監的執法對象並非針對特定

　　的企業。北京農夫山泉桶裝水水廠之所以被“暫時禁止生産”，這是因為農夫山泉在北京生産的水違規使用浙標。雖然農夫山泉一直堅稱自己的企業標準比國標更高，但問題是，既然對自己的企業標準如此有信心，為何還要報備比國標更低的浙江地標？若企業以前不重視標準也就算了，在媒體曝光之後，尤其是在浙江省衛生廳已經明確“浙江地標必須與國標一致”，這就意味著，農夫山泉在浙江省外仍沿用浙江標準已然涉嫌違法。

　　作為一家佔有近1/4市場份額的企業，不僅要主動落實主體責任，更應遵守、敬畏法律法規。北京一向歡迎，將來也歡迎，負責任的企業。北京的投資環境，得到無數中外企業的認可，也令無數有理想的企業嚮往。這不僅因為北京是首善之區，也因為北京有關部門對企業監管得力，維護了良性的生態。

　　試問，什麼樣的企業對輿論監督不服、對社會組織的建議不服、對行政職能部門的執法不服？如果將這種“不服”訴諸到了司法，何妨等等司法中立的裁判，而別先將北京的“環境”上綱上線，公開製造輿論迷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