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蘭是百色起義的策源地

　　1929年12月11日，鄧小平、張雲逸、韋拔群等發動和領導的百色起義，是中國各族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偉大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

　　韋拔群是百色起義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他為百色起義的勝利舉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韋拔群的組織、領導下，以東蘭為源頭、以東蘭為中心的右江農民運動蓬勃發展、組織嚴密、鬥爭堅決、聲望顯赫，影響巨大，為百色起義的勝利舉行，在思想上、組織上整備了條件。

　　第一、韋拔群以東蘭為基地組織發動群眾，喚起右江和紅水河地區的廣大民眾團結起來，實行社會革命。經過成立“改造東蘭同志會”舉行“三。三同盟”“九。九同盟”，向社會發佈東蘭早期農民運動的綱領性文件——《敬告同胞》書，鼓舞了群眾的鬥爭勇氣，對於喚起各族農民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打東蘭縣城”的東蘭農民起義，開啟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農民武裝奪取政權的先河，為隨後的武裝鬥爭、武裝起義邁出關鍵性一步。

　　第二、韋拔群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革命骨幹，為後來的百色起義培養了一大批幹部骨幹。為了培養農民運動幹部，推動右江、紅水河地區乃至廣西的農民運動的發展，1925年秋至1927年夏，韋拔群在東蘭武篆先後開辦三期農民運動講習所，共培養了近600名農民運動骨幹，這些學員回到各地後，積極重新發動群眾，組建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軍，開展對封建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鬥爭，使農民運動的烈火燃遍整個右江和紅水河地區。眾多農講所學員後來成為著名的農民運動領導人，為推動農民運動做出了重大貢獻，為百色起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幹部基礎。

　　第三、堅持武裝鬥爭，為百色起義奠定堅實的軍事基礎。深受俄國1917年10月社會主義革命思想影響的韋拔群，通過對中國社會狀況的深入考察和認真分析，通過對鬥爭實踐的思考，認為中國革命只有走俄國人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因此，他一開始就把建立武裝隊伍，以武裝鬥爭作為農民運動的後盾，既保護和推動農民運動，又為百色起義奠定軍事基礎。韋拔群早在成立“改造東蘭同志會”時，就建立“國民自衛軍”，1923年5月，正式組建“東蘭農民自衛軍”，“三打東蘭縣城”武裝起義時，就有東蘭及周邊各縣1500多人的農軍參加。1925年9月，東蘭縣農民協會成立時，就專門設置由韋拔群任部長的軍事部，到1925年春，東蘭農軍發展到2000余人，其中查那個北軍3個大隊500余人。百色起義時，在紅七軍4000余各指戰員中，韋拔群領導的右江農軍佔三分之二左右，成為紅七軍的主體力量。正如鄧小平説的：“1929年10月革命節日，以廣西警備軍第四大隊及東蘭農軍武裝為基礎轉變成了紅七軍。”

　　第四，以東蘭作為支撐地保護盒發展右江地區中共黨組織，有效加強黨的基礎。韋拔群雖然不是專門從事黨務工作的幹部，但他以對革命負責的態度，為鞏固和發展黨組織、為黨勝利舉行百色起義作出了重要貢獻。1927年“四?6?1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桂系軍閥追隨蔣介石實施“清黨”、“清鄉”，大肆屠殺共産黨員和革命志士，並派重兵以東蘭、鳳山為重點向各地農軍進行“清剿”。在危急關頭，韋拔群為總指揮的右江農民自衛軍，堅持進行公開的遊擊戰爭，先後舉行多次農民武裝暴動，佔領多個縣城，解救了大批被關押的革命者和農民群眾。1927年8月至1929年10月，韋拔群接替陳洪濤（原中共東蘭縣支部書記，上級指派他到“廣西臨時軍政委員會”工作）擔任中共東蘭縣支部書記，先後吸收一批農運領導人和農軍骨幹入黨，並在縣農軍總部和武篆區成立了黨支部，全縣已有6個支部、50余名黨員（不含派到外縣工作的黨員），居右江地區各縣黨組織之首。1929年10月中旬，經中共廣西省特委批准，韋拔群與省特委委員嚴敏一起主持召開中共東蘭縣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産生中共東蘭縣委員會，成為右江地區第一個縣級黨委，進一步加速建立健全基層黨組織和發展黨員的步伐。至12月底，全縣發展到5個區委、6個黨支部200余名黨員。

　　綜上所述，韋拔群以東蘭為中心，在右江地區為百色起義奠定了很好的群眾基礎、幹部基礎、軍事基礎和黨組織基礎。所以説，東蘭縣是百色起義的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