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一八”事變之後,汪找到了與蔣合作的機會。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長履新之日,上海爆發了“一 二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肇事挑釁,給汪一個下馬威。
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全國人民萬眾一心,同仇敵愾。民心可用,士氣高漲。
而汪精衛一開始便被恐日情緒所圍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壓倒,只看到日本的強,卻看不到中國的大和得道多助的優勢,他認為:“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見《汪精衛傳》,第120頁。)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蔣、汪的同意下,國民政府跟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
1935年5-6月間,他批准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把華北主權拱手相讓,社會輿論譁然,連他的子女都反對他兼任外長,以免“獨負賣國責任”。汪精衛聽了傷感萬分,流著淚説:“現在聰明人,誰肯當外交部長!”(注:見《汪偽十漢奸》,第54頁。)言外之意是被強適逼得如此。日本蠻橫,汪君怯懦,頂不住,只好逆來順受。
1937年“七 七”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汪精衛起先不敢公開宣傳投降論調。他在7月29日的《最後關頭》演講中裝出腔調,談得很豪壯。其實,他的內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裏卻暗示抗戰必敗。他説抗戰是“跳火坑”,潛臺詞是“救國已無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注: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頁。)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緒。他説:張悌説“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吳亡,而惟一死自盡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後,未死的人都要為奴為隸,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辦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還説:“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注: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頁。)雖然該語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語穿插其間,而“求和”、“投降”的心態則是十分明顯的。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衛千方百計尋找“和”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