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説高考要恢復啦。”1977年的初秋，一股流言讓回城知青們蠢蠢欲動，“覺得生命有了希望。”許多接受採訪的知青，都喜歡用這句話去概括當時的感覺。
歷史的低谷
“從某些方面看，1977甚至可以用國歌裏的一句話來形容‘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儲朝暉説，他認為，1977年恢復高考，不僅僅是糾正了十年文革的錯誤，更轉變了中國自1949年以來對人才不重視的局面，從而為今天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977年，有一些數據表明，中國在世界領域的競爭中，比歷史上的許多時刻大大退步了。在明朝鼎盛時期，有學者估計中國的國民生産總值佔據了世界的1/5。在辛亥革命的時候，中國的國民生産總值為世界的4%，而1977年，擁有世界1/5人口的中國，國民生産總值僅為世界的2%。
可以直接體現國力衰微的一個細節是，1977年恢復高考後，由於報考人數過多，造成印刷試卷的紙張不足，最後，由中共中央拍板，調用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
“現在很多人把高考當做一件大事來紀念，我覺得更應反省為什麼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沒有高考，因為有是很正常的事情，沒有才是不正常的。”78級考生陳朝林説。為什麼要恢復高考？因為中國的人才已經是一片空白。
中斷高考
1966年4月6日～14日，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召開，座談會明確提出：要採用新的辦法，高等學校取消考試，採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同年6月18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傳播了這次會議的精神，提出廢除高考制度，“要徹底把它扔到垃圾堆裏”。
為什麼要“把它扔到垃圾堆裏”呢？從當年的許多文件中可以直接讀到原因。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説：“鋻於目前大專學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興起，要把這一運動搞深搞透，沒有一定的時間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産階級考試製度的框框”，因此，“必須徹底改革”。
通過高考選拔人才的教育模式被定性為“培養了資産階級的接班人”之後，廢止高考，將大學轉變為“培養社會主義的接班人”的政治運動就開始了。從1966年6月開始，高等教育部連續發通知，暫停研究生招生工作和選拔派遣留學生工作。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辦法”：從本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區辦理。高等學校取消考試，採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
從此，“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復審”的十六字方針就成了中國大學錄取方法。但當時文革興起，各地方政府職能陷於癱瘓，地方招生並未能按時開展，在1966～1971年間，中國大部分地區高校未能招生，空白了至少3年。1972年，大部分高等學校才陸續恢復“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招生，這也是“工農兵學員”登上舞臺的日子。
“工農兵”被推薦到大學，最主要的目的並不是學習，而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這種本末倒置的指導思想，使大學教育走上了嚴重的形式化、政治化。而在“不讓一個階級兄弟掉隊”的指導思想下，所有教學都得照顧班上最差的同學，而推薦學員的最低文化要求僅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剛剛達到脫盲水平，許多大學為此不得不“大學變小學”。
周恩來為高考申辨
1972年10月14日，周恩來接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博士，兩人的對話大部分成了對中國教育問題的探索。李政道對中國實行的“中學畢業生要下放勞動兩年才能上大學”、“推薦制”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周恩來對此點頭同意，並且説：“學生應當以學習為主……中學畢業後，不需要專門勞動兩年，可以直接上大學，邊學習、邊勞動。”這番話在當時引起了社會震動，但在江青集團的反對下，並沒有實現。
1974年5月，李政道再次回到中國，他在上海聽到：芭蕾舞學校的學生不需要脫産專門勞動兩年，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受到啟發的李政道寫信給周恩來：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學科技的學生也不應脫産專門勞動幾年，應選擇優秀青少年，使之早入大學，加以培養。周恩來指示：將李政道的來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澤東審閱。5月30日，毛澤東接見了李政道，表示贊同李政道提出的辦少年班的意見。
然而，這些努力所起效果甚微。直到四人幫垮臺後，教育部採取的折中辦法仍是以貫徹周恩來1972年講話的名義，要求各地在每年的招生中，分出1%～5%的名額給應屆生。
鄧小平的一言拍板
1977年7月，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復出不到一個月，鄧小平就抓住機會，提出了恢復高考的決議。
此前，已有很多細節表現出鄧小平對於恢復高考的決心。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講話，針對11大提出的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説，“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
1977年8月4日，那本來只是一次普通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與會的教授包括吳文俊、鄒承魯、王大珩、周培源、蘇步青等名師，還有時任教育部部長的劉西堯。與會者開始並不知道鄧小平要來參會，後來，他們發現鄧小平幾乎每場必到，基本上都是坐在那裏認真地聽大家的發言，很少插話。會議開始時，大家發言都很謹慎，但談了兩天后，談話口子越來越大，很快就變成對“推薦制”的批判。清華大學教授説，推薦來的學生，許多人甚至還要補習初中甚至小學的基礎課程。鄧小平説，那就不要叫大學了，改成清華中學好了。時為武漢大學副教授的查全性舉手發言，提出在當年就恢復高考，這個建議立刻得到與會科學家的一致贊同。
鄧小平問：“今年是不是來不及改了?”情緒激昂的專家們説，“今年改還來得及，最多晚一點。”鄧小平説：“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
馬拉松會議
1977年8月13日開始，教育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由於各方意見不統一，頭緒太多，會議創造了一項開會時間的紀錄——歷時44天。會議的主要爭論點，還是如何突破“兩個凡是”。對此，焦急不已的鄧小平在9月提出了他的招生標準：“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最後，馬拉松會議終於在10月初得出一個可行性方案，這就是《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
按照這個《意見》，招生對象為：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幹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年齡20歲左右，不超過25周歲，未婚。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並鑽研出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年齡可放寬到30周歲，婚否不限。
由於當時各地還在沿用1966年下達的辦法，採取各地自行招生，因此，1977年的高考還是由各省自行命題，沿用文革前文理分科的辦法，文理兩類都考政治、語文、數學，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考慮到實際情況，有些考題相當簡單，尤其是數學。
十年積壓，使1977的高考成為中國競爭最激烈的一屆高考，當時的報考人數是570萬，錄取名額為27.297萬個，錄取比例為29：1。這個比例在80年初期逐步下降，從6：1，降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3.5：1，直到現在的2：1。
“中斷高考的影響，我覺得到現在仍然存在，比如，現在高校擴招後師資缺乏，直接顯示當年的人才斷檔的後果。此外，中國在很多領域的研究遠遠落後於世界，這需要以後長時間的追趕。最重要的是，它使中國幾千年傳承的文化受到了嚴重的損害。今天，人們正在想辦法彌補這個斷層帶來的傷害，那需要很長時間。”儲朝暉説。
責編：劉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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