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王旭明：擅長同媒體打交道是官員的基本功

　　對待媒體與公眾批評還是那句老話，良藥苦口利於病。但是，兩者的批評是不同的，媒體應客觀、公正、全面，能引導公眾——

　　新聞發言人的主要職能是傳道。道有兩層含義，一是國家之聲，政府之聲。當然不是照本宣科式的誦讀，那樣選播音員做新聞發言人最合適。發言人的傳道，是將政府之策爛熟於心，通過自我消化轉化成媒體願意聽、大眾聽得懂的語言。傳道的另一層含義是提升理念。一般説，政府的決策應充分反映民心，代表民意。發言人在解釋這些政策時，不僅要説幹什麼，怎麼幹，還要説清講透為什麼這樣幹，從而達到提升理念的作用。

　　做一個好的新聞發言人並不容易。看發言人在臺前從容淡定，問答有度，談笑自如，風光無限。殊不知幕後的勞動有多麼勞筋累骨，甚至傷心費神。比如，一場發佈會僅僅從主題的確定到具體實施，要經過從策劃、組織、協調、審批到最後確定、請出場人及準備發言若干階段，其間也許會生出許多節外之枝！再如，安排部門領導接受採訪或製作節目，其幕後的組織協調及文案工作非一個難字了得！

　　發言人的特質，決定了你時刻處於“風口浪尖”，你必須有良好的綜合素質和心理承受力。説好了應當，説不好不應當，説錯了當罰。不説不行，説多了不行。説不好不行，該説沒説還不行，不該説亂説更不行！人説林子大什麼鳥都有，面對曲解、不解、誤解甚至素質低下的攻擊謾罵，新聞發言人要承受得起。

　　目前，新聞發言人的工作機制與環境土壤遠非成熟美好。發言人和發言人制度在國外發達國家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在我國興旺起來畢竟只有幾年。儘管黨的文件、政府文件三令五申，但經好更需一批念好經的“和尚”啊，且莫説“和尚”本身，就是給這些“和尚”搭建廟宇送香火再讓人們相信，都尚需時日！筆者智力尚未低下到期待像保護大熊貓一樣保護，而是期待人們像保護珍貴品種、稀有動物一樣保護剛剛破土成長的新聞發佈制度和新聞發言人，用心良苦，卻慘遭非議。

　　實事求是地講，當前的中國教育，確實存在不少問題。教育部也因此面對諸多批評。但媒體和公眾應該明白一點，不是所有問題都是教育部能夠解決的，教育部門只是諸多環節中的一環。成績與問題都是客觀存在，不會因為輿論説與不説而有無。看成績與問題如同看風景，角度不同，視點不一，結論也當然不盡相同。我認為，媒體與公眾的批評內容、語言與把握程度不應一致。媒體應高於公眾。媒體應客觀公正，應把握全局，應立足全面，應實事求是，應有理論深度、政策高度、和待人厚度，因為媒體人都是文化人，對文化人的這種要求當不為過。對公眾則在上述要求之前加二字“儘量”，因為公眾層面之廣泛，之多樣，之差異都是很難強求的，但有一條則應做到，就是批評不能謾罵侮辱，也不能粗言俗語。

　　政府不是不接受媒體的批評監督，但更希望監督點名具姓，真人真事以便於查處；希望監督就事論事，輕易不要以偏概全，更不要就一二事否定整體；希望媒體監督利於推動工作，不要泄憤消仇，圖一己之快；希望媒體監督政策法規貫徹落實情況，不要個案爆炒。説實話，教育部對輿論監督和媒體運作還是非常重視的。我先後服務過兩位部長——陳至立和周濟，都非常重視同媒體的交流和溝通。我們每兩年一次的優秀教育新聞評選，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作品是輿論監督內容。

　　説到輿論監督，還有一點必須提及，輿論監督內容應該基本真實。以2006年為例，我在教育部新聞發佈會上澄清的不實監督報道就有10多條，或純屬子虛烏有，或基本事實不清，或數字有誤，或誇大其詞。不實報道帶來的誤導和負面影響，很難馬上扭轉。因此願以真實提醒媒體。

　　儘管當前我國的媒體環境並不完美，儘管在變化的社會轉型期，功利和實用成為普遍追求，我也因為不夠“圓滑”而身陷被動，但我依然相信坦誠是理解的基石。記得央視記者柴靜一次採訪後，我忽然“圓滑”地反復叮囑她這不是正式採訪啊，千萬不要公開發表啊等等，她一句話令我羞慚，“旭明，你要相信我的職業素養和職業精神。”由此，我寧願做一個“麥田守望者”。

　　新聞發言人在政府與公眾之間架起一座橋，當然我的夢想是金橋。政府的決策通過橋更廣泛、更全面、更普及到公眾中去。政務公開，政策透明，打造服務性政府，推進政治民主，新聞發言人當為題中之義，斷不可缺。

　　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官媒是兩種工作體系，兩種運轉方式，兩種語言形態，兩種人生境界。理解對方，首先應從理解對方的獨有特徵開始。作為官方，要全方位、換角度、多形式地理解媒體的工作特徵，應盡力全面及時有效地提供充足的信息源；作為媒體，同樣要學習、理解、掌握政府工作方式、思維習慣與語言風格。善於與官員打交道是一名好記者的標誌之一，同樣，善於與記者打交道也應是一名好官員的標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