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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都市報》:19年“繞”赤道走了四圈

——記廟堂鄉步班郵遞員王安蘭

CCTV.com  2007年11月27日 15:17  來源:三峽都市報  

  在距巫山縣城170多公里——素有巫山“小西藏”之稱的巫山縣廟堂鄉,有一位步班郵遞員王安蘭,19年如一日,用雙腳丈量著家鄉崎嶇的山路,用雙腳連接著大山與外界的文明,溝通著現代與傳統。 19年,王安蘭走過的山路有16萬多公里,相當於“繞”赤道四圈,7月14日,記者隨同12位“體驗高山郵路”的志願者,與這位被山裏人稱為“愛心使者”的步班郵遞員,一道在那一條崇山峻嶺深處他走了千百回的郵路上艱難跋涉了兩天,了解到這位“愛心使者”鮮為人知的點點滴滴。

  大山深處的步班郵遞員

  廟堂鄉,中國最貧困的十大鄉鎮之一,鄉政府所在地距巫山縣城170多公里,平均海拔2000米,東邊與湖北的神龍架林區接壤。 “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就是對這裡大山氣候的真實描述。由於莽莽大山的阻隔,十年前,這裡是巫山唯一個不通公路、不通電的鄉,一條蜿蜒于懸崖絕壁間的羊腸小道是連接外界的唯一通道,有人戲稱這裡是“通訊靠吼,交通靠走,治安靠狗。”

  7年前,郵政通信是廟堂鄉與外界聯絡的主要方式。1988年,廟堂鄉一位年僅23歲的郵遞員肖慶林在取郵件返回的途中被突然暴發的山洪沖走犧牲,在肖慶林之前的一位郵遞員也是在攀越一段鑿在懸崖峭壁上的山路時失手掉下懸崖摔死的。

  那是一條什麼樣的郵路啊——從廟堂鄉政府到取郵件的地方一個來回要走160多公里崎嶇陡峭的山間小路,途中要翻越一座海拔2300多米的大山,很多地方只能手腳並用從懸崖上爬行,大多數時間,走上幾個小時也見不到一個人影,路邊隨處可見野獸留下的糞便和足跡。而王安蘭每個月最少要在這條路上往返四趟,每次去取郵件時,身患殘疾的妻子陶朝香總是天不亮就起來為他準備夠吃兩天的乾糧——幾個玉米饃和一壺白開水,有時,妻子也會偷偷地在他的郵包裏塞幾個煮雞蛋。

  每次王安蘭背上郵包一齣門,陶朝香的心就懸了起來——陶朝香知道,夫丈只要一走進大山深處,危險就時時與他相伴。每次只有看到夫丈取郵件回家的身影出現在家門口時,陶朝香的心才會踏實。

  “19年來,我沒睡過一個安穩覺。” 陶朝香説。

  1988年8月,也就是在肖慶林犧牲後的一個月,巫山縣郵政局在廟堂鄉招聘肖慶林的“接班人”,條件是月工資30元,由於了解這條郵路的艱難和危險,當時沒有人願意報名,當時28歲、住廟堂鄉廟堂村的王安蘭不顧家人的反對,主動接過了肖慶林留下的郵包,而且這一幹就是19年。

  19年來,王安蘭成了大山深處的老百姓連接外界的紐帶,他成了當地人心目中最有信用的人;19年來,山裏的人走了一茬又一茬;19年,當年身強力壯的小夥子變成兩鬢有些斑白的中年人,可王安蘭為大山深處父老鄉親送郵件的心一直沒有變。

  “我們這裡太偏僻了,大家收個匯款、寄點錢、看個報紙雜誌什麼的就指靠我了,我要一直幹到走不動為止。”這個生在大山深處、淳厚樸實的漢子臉上露出少有的自豪。

  月亮升起時郵件送到村民家

  廟堂鄉是典型的高山鄉,村民居住十分分散,大部分村都不通公路,很多地方雖然直線距離只有短短的數百米,卻要穿峽谷、翻高山才能到達,可謂“隔山可對話,見面要一天”。居住得最遠的村民距鄉政府所在地有一百多裏地,有時郵件送到村民家往返要兩天時間。

  2001年陰曆的臘月,居住在廟堂鄉最偏遠的村——興元村的村民黃玉田在外打工的兒子寄回一張匯款單,王安蘭知道,山裏的鄉親們沒多少其他收入,説不定指望這筆匯款買過年貨,取回匯款單的第二天,王安蘭天剛亮就從家裏出發往40公里外的黃玉田家趕,由於到黃玉田家要翻過一座海拔2000多米的大山,還沒到山頂,積雪已沒到了膝蓋,等爬到山頂,山間小道已被積雪淹埋,王安蘭只好匍匐在地上,用手抓住裸露在積雪外的山藤,慢慢向山下“滑行”,等到了山腳時,他的雙手已變得血肉模糊,褲子被磨出了兩個大窟窿,屁股也露到了外面。

  當又累又凍的王安蘭敲開黃玉田家的大門時,一輪彎彎的月亮已升起了老高,在黃玉田家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天不亮,王安蘭帶著黃玉田放進包裏的蕎麥饃饃,又急急忙忙往回趕——過春節前的這段時間,王安蘭沒得半分空閒,在外打工給家裏寄錢寄物的,寫信報平安的……鄉親們可都望穿了眼睛等他上門哪。

  深夜與野豬為伴宿于叢林中

  在大山裏走了十幾年,哪有道坎,哪有道坡,王安蘭閉著眼都能數出來,可王安蘭説他最怕的是走夜路,大山裏天黑得早,如果和野豬、黑熊等兇猛的野獸碰上面,弄不好就要丟掉性命,王安蘭記得還是十年前,他取完郵件回家,由於當天的郵件比較重,走得比平時慢,剛走到一處叫岩口子(廟堂郵路海拔最高的地方,海拔約2300米)的地方時,天就黑了,王安蘭摸出手電筒走了一段路,手電筒的電燈泡突然不亮了,不管他怎麼鼓搗,手電筒就是不發光。

  前面還有40多公里險峻的山路啊!而且這裡方圓幾十里地根本就沒有人居住,如果摸黑走,一不小心,就會掉下深不見底的懸崖摔得粉身碎骨,又急又怕的王安蘭只好一根接一根地劃火柴,劃完了一盒火柴,王安蘭才摸索著走到一個能遮擋露水的大岩石下,他本想燒一堆火防寒防野獸,可高山的晚上露水重,從路邊撿到的樹枝就是不著火,無奈之下,他只好將郵包抱在面前,背靠著岩石,將手能摸到的石頭全部放在腳邊。

  王安蘭説那一晚,他多次聽到野豬喘著氣從面前的樹林中穿過,好不容易睜著眼熬到天亮,王安蘭才發現,由於太緊張,他站起來時,手裏還緊緊地抓著一塊大石頭。

  “這還不是最險的,有好幾次我都差點被山溝溝的大水沖走了。”憨厚木訥的王安蘭説起這些時,卻顯得那樣從容。

  殘疾的妻子是他身後的大山

  王安蘭説他心中最大的愧疚就是對不住身患殘疾的妻子,如果不是妻子在身後默默地支持自己,也許自己早就像別人一樣到外地打工去了。可當記者前去採訪王安蘭的妻子陶朝鳳時,這個45歲的樸實的山裏女人只是一個勁的説,“記者同志,你可莫寫我喲,這都沒得啥子,我做的這些都是我應該做的嘛!”

  1983年,王安蘭與同鄉的陶朝鳳結婚,可結婚的第三年,陶朝鳳不幸患上了脊髓灰質炎,雖然欠了一萬多元的外債治妻子的病,但從1985年開始,陶朝鳳的腰就再也沒有“直”起來過,體重也從120斤下降到70多斤。

  每次出門取郵件前,看著妻子佝僂著腰半夜就起床站在灶臺後的木凳上為自己準備乾糧,王安蘭的心中就充滿了對妻子的感激和愧疚,由於王安蘭大部分時間都奔波在郵路上,陶朝鳳不僅要負擔所有的家務,還要種一家人的地,雖然行動不方便,但陶朝鳳從來沒有埋怨過丈夫。由於家貧,王安蘭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兒有兩個都只讀到小學畢業,最小的一個兒子還是在王安蘭一個兄弟的幫助下才勉強讀完高中。

  “我這輩子最感激的就是我老婆,我最對不起的也是我老婆,她跟著我沒過一天好日子。”話沒説完,這個樸實的山裏漢子眼圈就紅了。

  19年“繞”赤道走了四圈

  30元一個月就幹了4年;100元一個月幹了5年;一直到98年,王安蘭的工資才漲到現在的每個月300元。記者算了一下,19年來,王安蘭走過的山路有16萬多公里,相當於“繞”赤道走了四圈,送過的郵件可以拉四卡車。

  最近這些年,很多鄉親都靠到外地打工發了家。記者在廟堂採訪時,也有人都説王安蘭傻。隨便在外面找一個地方打工,也不只掙這點錢,何況這條郵路又累又危險。

  “總得有人做這件事嘛!我們這個地方本來又窮又偏僻,在外面打工的錢要寄回家,出門久了要給家裏寫信報個平安(目前廟堂鄉大部分村民家還不通電話),看不到報紙雜誌就不了解國家的政策,信息就不靈。再説,有孩子在山外讀書的要給娃娃捎點東西什麼的。你説我放得下肩膀上的郵包嗎?” 王安蘭的回答讓記者對心裏充滿了對這個憨厚的山裏漢子的崇敬。

  希望有朝一日能買一輛摩托車

  十年前,在懸崖絕壁間鑿開的一條公路通到了鄉政府,這可讓王安蘭偷偷地高興了好一陣,他以為公路通了自己就可以結束在崇山峻領間孤獨行走的日子。

  可過了一段時間,王安蘭才知道,家鄉這條長達百公里唯一的一條公路,由於大部分地方都是從大山的懸崖絕壁間鑿出來的,路面又窄又陡,膽小的司機根本就不敢進山,路上十天半月都見不到一輛車,偶爾有車開進山,可一個來回的車費就要50多元,自己一個月300塊錢的工資説什麼也不敢奢侈幾回。

  王安蘭只好背著沉重的郵包,依然用雙腳丈量著家鄉崎嶇的山路。“我現在年紀一天天大了,走山路也沒以前那樣麻利了,如果有一天有錢買一輛摩托車,天氣好的時候可以騎車去取郵件就好了。” 王安蘭話裏透露出少有的疲憊。記者 黃玉保

責編: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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