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總統，就做經濟學家？

　　在一個“著名經濟學家”滿天飛的時代，我們是否需要郭德綱式的“非著名”經濟學家？

　　在一個精英與民眾在“傲慢與偏見”中彼此誤讀，乃至“心隨精英，口隨大眾”被奉為處世哲學的“斷裂”社會，經濟學家的高額“出場費”註定將成為一個很有爭議的話題，被迫接受公眾的評説。

　　“不做總統，就做廣告人”，這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名言。美國總統退休後往往以演講、出版回憶錄為生財之道，其中還真有幾分廣告的意味。而對於包括諾獎得主在內的經濟學家來説，演講費亦是其重要的收入來源，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也許同樣可以説：“不做總統，就做經濟學家。”

　　歷史經驗表明，在灰色壓抑的蕭條期，被人們視為“療傷”良藥的文化産業往往由於“口紅效應”呈明顯的“反週期”特徵。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明星經濟學家”則以其一路飆升的“出場費”成為新的“反週期英雄”。據媒體報道，有業內人士透露：從2006年年初至今，經濟學家的出場費平均漲了10倍。

　　作為“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2008年在某種意義上亦是“中國經濟學家最困難的一年”，不過，這僅僅是就公共政策而言，卻並不影響他們的個人“錢途”。“一切都崩潰了，價值已再難持守，世界上到處瀰漫著混亂”，面對這場“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因財富縮水而驚慌失措的中産階層迫切希望獲得一種安全感，經濟學家因而被他們視為風暴中的燈塔。殊不知經濟學家擅長的往往是在牛市中“賣水”，熊市中充當精神按摩師，在務實上未必有多少優勢。《魔鬼辭典》對其所作的定義就不無揶揄色彩：“他們是在經濟危機來臨時同樣站在領取麵包的失業者長隊中，但比別人更清楚為何出現在這裡，並能對旁人做出理論解釋的人。”當然，對我們這個有著濃厚文人傳統的國度來説，經濟學思維仍不失為一種異質稀缺資源，若能借“明星經濟學家”的號召力普及一些經濟學常識，自有其積極意義。即使因此有點泡沫，也不一定就是壞事，于啤酒而言，泡沫就是一種必需，當年互聯網的泡沫底下不亦孕育著啟蒙？

　　在一位業內人士看來，“現在很多經濟學家出場的"范兒"不遜於那些明星”。其實，學而優則“pop”（賣點廣告）未嘗不可，借用易中天教授的話説就是，語言上的無厘頭只是給正史加了一把胡椒面，讓它聞起來更香，歸根結底是“要讓歷史這只硬邦邦的凍雞飛起來”。不過需明確一點，即他的本質仍是經濟學家而不是娛樂明星，否則就可能陷入角色錯位的誤區。畢竟，人家之所以買高價門票，歸根結底是希望對自己的投資理財及職業生涯有所幫助，如果缺乏“含金量”不再“物有所值”，恐怕很快就會被“粉絲”們拋棄。

　　在這個唯優“秀”者才能生存的時代，像錢鐘書那樣排斥媒體，在一些中國經濟學家看來未免太不合時宜。今天中國經濟學界的“造星”機制及相關産業鏈已相當成熟：媒體訪談、論壇演講、出版發行……環環相扣，一個個就此粉墨登場。幾年前，學者丁學良曾表示：“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一向特立獨行的鄒恒甫教授則不客氣地批評：“著名，都著名在哪呢？都發過些什麼文章呢？都擺出來看看嘛！”在一個“著名經濟學家”滿天飛的時代，我們是否需要郭德綱式的“非著名”經濟學家？英國《經濟學家》雜誌曾這樣評價“現代管理學之父”德魯克：“在一個充斥著自大狂和江湖騙子的行業中，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不妨弱弱地問一句：在中國經濟學的“江湖”中，又有多少“真正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

　　二

　　隨著中國社會轉型的深入，經濟學家群體間的分化亦已産生：政府經濟學家、公司經濟學家、學院經濟學家、獨立經濟學家（也有人分為主流與非主流經濟學家）……不在論壇上，就在去論壇的路上，龐大的市場需求造就了一批以“趕場”為主業的“論壇經濟學家”。一篇“通稿”打天下，以不變應萬變，“炒冷飯”式的觀點自然在所難免，好在“論壇經濟”具有足夠的産業梯度轉移空間：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耳熟能詳的觀點，到了資訊相對封閉的內地中小城市仍可能讓人耳目一新。

　　對此，有人不免質疑：這樣整天生活在電子閃光燈下，陶醉於鮮花與掌聲中，還有心思和精力做研究嗎？多年不擠公交車，對普通民眾與底層社會的生活缺乏了解，不做“田野調查”，僅靠一堆紙面數據，能提出有效的公共政策嗎？在一個沒有共同的情感，甚至也沒有共同的時尚，金錢被視為唯一黏合劑的“鍍金年代”，在一個精英與民眾在“傲慢與偏見”中彼此誤讀，乃至“心隨精英，口隨大眾”被奉為處世哲學的“斷裂”社會，經濟學家的高額“出場費”（儘管比起剛結束中國之行的克魯格曼來説一點都不高）註定將成為一個富於爭議性的話題被迫接受公眾的審視。

　　在喧囂的當下，要求中國經濟學家仍像前輩那樣在清貧中堅守學術理想恐怕是不現實的。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出場費”在某種意義上亦可視為人力資本的價值體現，只要遵循規則、確立公私的邊界與“防火墻”，不必過分苛求。事實上，媒體披露“出場費”的部分經濟學家名單中，大都是近年比較活躍的中青年經濟學家，他們擁有全球視野，知識結構較新，不乏真知灼見，儘管有時亦有怪論。不過，近年來也的確有部分經濟學家的言論有失輕率，以致淪為挨“磚”對象。“專家一思考，民眾就發笑”，一些經濟學家觀點之“雷人”，對常識之背離，簡直只能以泡沫化、娛樂化來形容。儘管這只是少數，但通過媒體尤其是互聯網的放大效應，仍給整個經濟學家群體造成不小的負面影響。

　　三

　　在一些重大事件的關鍵點上，人們發現一些“著名經濟學家”（或曰主流經濟學家）卻又往往“失語”。比如，在本次金融危機爆發前人們似乎就未聽到明確預警。CPI從月度8．7％到負增長的大起大落，國際油價從每桶147美元到35美元的驚心“蹦極”……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的預測結果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有的甚至成為反向指標，以致在今年的兩會上有全國政協委員放言“要淘汰一部分主流經濟學家”。

　　然而，今天的主流，昨天大多身處邊緣；而今天的邊緣人，亦未必不會成為明天的主流。就某種意義而言，所謂主流經濟學家與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劃分本身充滿歧義。平心而論，主流經濟學家群體中不乏佼佼者，之所以發生誤判，恐怕不完全是專業學識的原因。在今天這樣一個價值觀與利益格局日趨分化的時代，如何在制度上保證“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如何保障經濟學家的“自由呼吸”，擺脫利益集團的束縛，如何建設一個有效的競爭性意見市場，避免“劣幣驅逐良幣”……已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

　　一

　　百多年前，英國駐印度總督寇松説過，“中國好比是一所大學，學者在這裡永遠拿不到學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亦曾發出這樣的感慨：“中國是個謎。（有些方法）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卻管用。”預測中國經濟素有“經濟學家的滑鐵盧”之稱，因為其判斷大多被後來的現實所證偽。今天的中國正經歷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全球化的複合轉型，面對這一“壓縮式現代化”的“複雜”系統，人們不得不承認自己知識的蒼白。“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任何理論均基於一定的假設，有其適用上的“約束條件”。從某種意義上説，從經濟學理論到公共政策，不啻為從商品到貨幣的“驚險一躍”。都説“一百個經濟學家就有一百零一種不同意見”，對於經濟學家的觀點，不妨抱一份平常心，而不是將其視為“一句頂一萬句”的絕對真理，這樣就不至於過分失望。“大狗小狗都要叫”，一個良性的意見市場，將因其有效的甄別、篩選、退出機制，使“賣拐”之類的“忽悠”難以一再上演。

　　“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雖説經濟學是一門強調經世致用的學科，但今天的中國經濟學界似乎仍顯得過於“關心腳下的事情”了。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社會又應以什麼樣的機制，保障那些處於邊緣的“關注天空”的經濟學人，避免被逆向淘汰的可能命運？

責編：金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