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蘇嶺 實習生 于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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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 萬里尋子記

　　有一個男孩：虎頭圓臉，大眼睛，壯實，笑時會露出一口整齊的牙齒，連帶左臉上細長的抓痕也顯得可愛，現在卻成了10000副撲克牌上的“方塊A”和“黑桃A”。

　　他叫戴特株，小名“特特”，1999年5月出生於湖南省懷化市，屬虎。

　　家中長輩視他為掌上明珠，但他只是中國一個普通城市裏普通家庭的小男孩。之所以提他，是因為5歲那一年，他在自家門前突然失蹤了。

　　特特再也沒有回來，戴家的命運從此改變。一家人天各一方，父親戴宏科和母親王麗玫去了江西永興縣料理鐵礦粉加工廠的生意；奶奶李麗華在自責和眾人的責備聲中度過了一年，精神恍惚，最後去了在昆明的女兒家休養；爺爺戴子初性子執拗，他宣佈：“我這一生不做事了，到死專找孩子。”

　　兩年間，戴子初走遍大半個中國，行程上萬里，嘗盡世態炎涼，成為中國數千個尋找失蹤孩子家庭中的一員。

　　中國每年記錄在案的失蹤兒童數以千計。絕大多數家長不認為孩子是自己走失的，他們懷疑被人騙拐。儘管他們施盡渾身解數，兒童被解救回來的速度仍遠不及失蹤的速度。

　　“尋子撲克”是一些家長絕望下的嘗試。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美軍曾通過撲克牌通緝薩達姆的部屬，兩年後，一個叫沈浩的安徽滁州人從中獲得了靈感，開始尋訪失蹤兒童家庭。2006年8月1日，第一批10000副“尋子撲克”運抵沈家。

　　26個家庭的27個孩子，率先成為這副暗紅色、印著“尋”字撲克牌中的“A”到“K”，每個家庭為此付出了600元的費用。

　　他們只有一個願望：希望尋子撲克能夠流傳到收買兒童量大的偏遠貧困地區，從而帶出被拐賣兒童的信息，解救更多的孩子。

　　初踏尋找路

　　戴特株的失蹤來得突然。

　　2004年3月23日下午5點半，寫完作業的特特自行下樓去玩。往常，奶奶李麗華都會準時在6點半下樓接回孫子，但這一天，她忙著輔導比特特大三歲的孫女戴明珠寫作業，沒有立即下樓。

　　戴家位於懷化市嫩溪垅街口不遠處，距懷化火車站不足百米，此處街販走卒雲集，戴家在附近則擁有多處物業。晚上七點半，一個租了戴家商鋪的人到三樓的戴家打水，對李麗華説：“特特在下面蹲著哭呢，好像跟小朋友翻紙牌輸了。”李麗華當時並未在意。

　　然而，半小時過後，當李麗華下樓去接孫子時，特特已經影蹤全無。

　　一家人頓時亂了套。在長沙的戴子初當即包了輛出租車趕回懷化，通知家人趕緊報案。所有的懷化親威開始了滿城尋找。但這天晚上，戴家一無所獲。

　　第二天一早，戴家兵分三路：一路前往懷化電臺，連播兩天的尋人消息，每天播15次；一路到電視臺和報社，刊登尋人啟事；還有一路去打印懸賞10萬元的尋人啟事，印出後再分頭前往火車站、汽車站和市交通要道散發。

　　所有人都心情陰鬱。戴子初説，那時他“一跟人説話，眼淚就會流出來”。

　　晚上12點，他們又到了懷化市鶴城區派出所。前一天晚上他們已經報過案，但因為那時離特特丟失還不足24小時，警方不能立案；如今，24小時已過。

　　做筆錄的警員發問：“走失？拐賣？他殺還是綁架？”

　　戴子初流著淚説：“可能是拐賣。”

　　“拐賣的話，你要拿出證據，綁架也是這樣。如果是他殺，那你要找到屍骨。”

　　最終，派出所還是沒有立案。

　　戴家人只好耐著性子回家等待，等待有人聽到戴家尋人的消息後提供線索。

　　兩三天后，果然有人來電話了。

　　“我看見一個小孩被一個女人抱走了。”有人説，並形容了那個女人的模樣。

　　“我看見你的小孩被放到一個車上。”有人描述了一番車子的形狀。

　　又有人十分肯定，見到的就是戴家的特特。

　　每條線索戴家都聞風而去，卻徒勞而返。

　　愁雲籠罩了整個戴家。那些天，王麗玫躺倒在床，不吃不喝也不説話。戴宏科已經六神無主。能夠拿主意的只剩下戴子初。

　　“兩三天工夫特特肯定被帶遠，光在懷化發尋人啟事顯然不行。”戴子初考慮著下一步方案，決定擴大尋找範圍。

　　他們給28個省區下轄的所有市、縣公安局刑偵大隊發去了裝有兩份尋人啟事的信函，請求他們協查。2800多封信，從查實地址、郵編到裝訂，戴家人和另外3個親戚花了一個星期，去郵局郵寄時拉了好幾板車。

　　戴子初後來只收到了3封回復。一封來自湖北，兩封來自湖南，説當地有人買了小孩。他們打電話去了解，但都不是特特。

　　全國大拉網

　　特特在哪兒？是被賣給別家收養了嗎？養父母對他好還是不好？他有沒有哭鬧？還能記得親人嗎？……特特失蹤後，戴家人愁腸千結，牽掛特特的安危。

　　誰都不願做最壞的打算──特特已經不在人世。

　　在特特失蹤23天之後，2004年4月16日，戴家發動了一場聲勢更為浩大的尋人攻勢。

　　戴子初組織了4組共16人的尋人小組，分別由李麗華、兒子戴宏科、自己的叔伯兄弟和他們的妻子領隊，分赴福建、浙江、廣東、海南、江西、安徽、湖南和湖北等地，負責在省會城市、大的市縣火車站、長途汽車站散發尋人啟事。他自己則負責舉報人的異地線索查證。一個在長沙的朋友幫忙負責後勤。除領隊是自家人外，其他成員皆外聘而來，包食宿行費用，並按日付給三四十元錢的工資。

　　更多的報料電話打了進來，有人還自稱人販子或認識人販子。不過，接聽多了，戴子初大致摸出了規律。多數人會在電話中這樣説：“我沒錢打電話了，你匯100元話費過來。”一開始，戴子初總會及時匯錢過去，接著第二個電話來了：“在某某路的橋上等，過來後小孩可以送過來，不過要給幾個路費錢。”

　　戴子初於是要求和小孩説話。一開始，打來電話的人總説好，但片刻之後就換了説詞，説因為生疏了，孩子不肯講話。

　　戴子初學會了應對：第一要先看照片；第二索要電話，盡可能核查來電人的身份，確定真實性；第三要求去派出所看孩子。但類似的騙局，此後他還是經歷了80多次。

　　去派出所看孩子，有時也會麻煩不斷。戴子初説，在他走過的某些偏僻之地，經常錢給了，煙也送了，孩子還是看不到，因為派出所要通過村裏的書記。可是有時今天書記不在家，明日派出所説要開會，等真正騰出時間帶去見小孩時，小孩已經不見。後來有人偷偷告訴他，一個小時前小孩還在家裏。

　　失財也在所難免。戴子初掉過兩部手機，都是舉報人跟他同宿時趁機拿走的。最奇的一次是在河南駐馬店。一個長相和穿著都還不錯的年輕女子從長沙經洛陽，一路跟他到駐馬店。相安無事四個晚上之後，戴子初被竊1000多元。至今他想起此事仍覺蹊蹺：那女子看起來像個正經人，跟了那麼久就圖1000多元？

　　短短兩年的尋找中，戴子初見識了形形色色的人，有人趁火打劫，有人落井下石，當然也不乏慷慨熱忱之人。

　　湖南某地派出所有人打電話説，聽聞鄰縣有戶人家在武漢當軍官的哥哥，花5000元給弟弟買了一個5歲男孩。他當即聯絡涉地派出所，對方馬上派人去核實，確認了有這樣一名男孩。戴子初迅速趕往當地，當地派出所所長親自開車隨行。村子在山裏面，警員們跟著他徒步翻山兩小時。

　　但是，不立案給他帶來了相當大的麻煩。戴子初曾接到舉報，説只要通過一個電話號碼找到一個人，就能找到孩子。三個舉報人分別從廣東、安徽、河南三地打來電話，口音不一樣，説的卻是同一個地點、同一個人。

　　戴子初查實確有這個地點、也試打過這個電話號碼，確實有人接聽。

　　怕驚動對方，戴子初寫報告，到涉事地湖南株州市公安局，請他們幫助協查。見他抱著一大堆資料前來，領導動了惻隱之心，開會研究2小時後決定幫查。一個工作人員問他：“立案了沒有？”戴子初答覆説沒有。“沒有立案我們不能協查。要懷化市公安局來人。”對方説。戴子初於是折回老家，請求懷化市公安局派人，但公安局回答説，沒有立案不能出警。

　　兒童失蹤，只有立了案的才最終有可能被解救。但因各種原因──無指向、無有效線索、無證據、不清楚案件性質不予立案的失蹤兒童仍然佔了相當大的比重。戴家只是其中之一；江西九江人余小銳之子余冠雄失蹤6年也至今未被立案。一些家庭因此猜測，不立案是因為這樣的案子難破，公安部門怕影響破案率。

　　幾次遭遇之後，戴子初知道自己不能再陷入這個怪圈。他再不敢輕易找派出所，決定用生意人的方式解決問題。

　　“我和舉報人一起秘訪，儘量接近孩子。秘訪不成，再找派出所。”他説。

　　兩年的尋訪過程中，戴子初已經了解到，福建、廣東和河南一些偏僻鄉村裏，經常會有人收買兒童。當然，大多都是男童，買去“養兒防老”。但當地很少有人舉報或提供線索。有一次，一個舉報人告訴戴子初，那個被他舉報收養男孩的家庭，事後打電話罵他，威脅他。

　　不光如此，外地人還沒走近村子，村裏人便知道了這一信息，於是紛紛將收買來的孩子藏起。

　　“幾千年存留下來的封建觀念和鄉村陋習，為拐賣孩子的犯罪行為提供了犯罪的溫床。”知名安全防範教育專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説。

　　2005年除夕，戴家團聚。面對一桌的飯菜，所有人面色沉重，默不出聲。門外鞭炮突然炸響，王麗玫猛地哭了起來，跑回自己的房間。其餘的人再也忍不住，涕淚縱橫。

　　尋人小組于2004年4月16日出發，一直跑到2005年春節前；節後再次出發，2006年5月初回到懷化，又尋找了兩個月方才收兵，跑遍了長江、淮河以南的所有南方省份，以及河北、山東、陜西三省。

　　戴特株依然似泥牛入海，蹤跡全無。而他的親人們，到了崩潰的邊緣。

　　自責沒有照看好孫子的李麗華漸漸出現了精神病的傾向；戴子初的飲食起居已經完全混亂，他常常十七八個小時不睡覺，説了上句想不起下句。“以前喜歡樂觀(熱鬧的意思)，現在喜歡靜坐。”

　　戴子初常想，自己與特特的距離是否曾經只有幾步之遙？一想及此，他心中更添一份難過。

　　戴子初後來估算，一條看人線索的開銷大約兩三千元，包括：來回路費1000多元，請派出所吃飯幾百元，感情費1個警察200元(兩個警察400元，以此類推)、村幹部100元，舉報人辛苦費一二百元，通常給這些人發五至六包“芙蓉王”香煙，每包20多元。

　　兩年多的尋找，戴家已經花費了40多萬元。其中，發放出去的500萬份尋人啟事的開支就高達28萬元。原本殷實的家底漸空。

　　下一步呢？“就是賣房也得找下去。”戴子初説。

　　自發的尋子聯盟

　　在最初找尋之時，戴子初只是關心他的特特，因此每當確定不是，他轉身就走；但漸漸地，他的腳步放慢了。

　　這兩年，他嘗盡辛酸和世態炎涼，深有感觸，也越發同情起那些與特特有同樣不幸遭遇的孩子們。

　　他曾親耳聽廣東省陸豐縣某派出所所長説，那裏一個村近四年買了400個孩子；在河北時，他也聽説了有個縣買進了100多名小孩。一次，在去河南的火車上，他還見到有對夫婦帶著六個小孩，年齡大都在5至8歲間，彼此相貌卻有頗多不似之處，憑直覺判斷，那絕不可能是一家人。

　　“如果把全國失蹤兒童家庭聯合起來，大家互通信息，可能容易找到孩子。再説人多了，公安部門可能會更重視一些。”他暗想。

　　此時，戴子初尚不知貴州、雲南和廣東等省份已經自發形成了各自的尋子聯盟。失蹤兒童的家庭在找尋過程中認識，互通聲氣，到如今，大一些的聯盟已聯絡了60多個家庭。

　　這些家庭彼此安慰，互相傳授經驗，也互相支持和鼓勵。

　　自發形成的尋子聯盟集中在雲南、貴州、廣東、河南四省。這些地區的尋子聯盟聯絡人説，僅他們掌握的失蹤兒童名單已有上千名。尋子聯盟向本報發來了名單，至截稿前，其中593人已經電話核實。

　　戴子初後來聽説了這些尋子聯盟，專程跑了一趟和他們交流信息。和他一樣，尋子聯盟中的每一個家庭，都經歷了報案、找媒體發佈尋人消息、貼尋人啟事、追蹤每條線索，繼而心力交瘁的過程。

　　戴子初稍感寬慰的是自家家底還算殷實，所以儘管花費數十萬，尚能應付。但聯盟裏的許多家庭，生活已因此陷入困頓。

　　在貴州銅仁做服裝生意的浙江台州人馮常平花費已經超過30萬，在廣東東莞橫瀝鎮經商的河南人劉軍花了10萬，在東莞石龍鎮市場賣肉的茂名人崔小蘭10萬，在深圳南山區南園百貨商場經營床上用品的陳思勇花了10萬，廣東從化的李奕平花了5萬元。馮常平和李奕平的孩子，現在都在“尋人撲克”上。

　　更多家庭雖然只花費了幾千元，但那已是他們的全部積蓄。他們從農村進城務工，居住在大城市的城中村，以貴陽和昆明兩個城市最為典型。

　　戴子初曾去過貴陽尋子聯盟聯絡人王萬軍的家。孩子失蹤後，王家耗盡錢財，家中以砍斷的木樁做凳，“全部家當一個擔子就能挑起”。原來“高高大大、標致(相貌好)”的王萬軍，在經歷了6年找尋之後委靡得不成樣子。

　　一個專業化的販賣兒童網絡

　　與各地尋子聯盟初步溝通、交流之後匯總的信息讓戴子初目瞪口呆。此前，他從未想過兒童販賣已經成為如此嚴重的社會問題。

　　從尋子聯盟初步了解到的情況來看，兒童成批失蹤案正在大幅上升，並出現了由南向北的擴散趨勢。南方的貴州、雲南、四川、廣東成為兒童失蹤的主要地區；福建的晉江、莆田，廣東的潮汕地區和海陸豐地區，河南省，則成為失蹤兒童的主要流入地。

　　一個職業化的拐賣兒童網絡正在形成，甚至出現了對拐的現象──兩地的人販子將手中拐來的小孩集體互賣。在貴州，居然有一些家長賣掉了自己的骨肉！

　　王大偉教授認為，這一現象的出現與中國整體犯罪大環境基本一致。1978年開始，中國犯罪活動數量就開始有所上升，1983年開始出現“嚴打”，其中就包括拐賣兒童現象。而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如今的拐賣兒童現象還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勢。

　　“拐賣兒童出現了區域化的傾向，甚至在這個地區形成了一種亞文化。比如在福建的一個小村莊，100多個人都在拐賣兒童，幾乎成為這個村莊的風氣了；罪犯以婦女為主，70%的作案人員都為女性。因為婦女帶著兒童時不易被懷疑，而且她們經驗豐富，懂得如何去控制孩子；專業化趨勢也出現了。現在的人販子懂得如何去哄騙孩子，不讓其哭鬧，懂得如何瞞住警方，躲過糾察。”王大偉説。

　　但一些失蹤兒童的家長説，雖然警方對人販子的打擊力度大，有時卻未必能解救出孩子。人販子抓了，判了刑，也搞清了孩子被賣後的姓名和地址，但孩子還是可能回不了家。貴州興義的周憲忠説，拐走他兒子的人販子曾經交待小孩在福建莆田某地，但5年過去，至今仍不能返家。時間一長，不是無頭案也可能被拖成“無頭案”。

　　更多的場所正在成為新的危險地帶。火車站、商場、市場、公園仍然是主要的兒童失蹤場所，但有越來越多的孩子在自家門口或自家門麵店門口、小學或幼兒園門口失蹤。不管是農村還是城市的兒童，都成為人販子的尋覓對象。

　　聽聞這些之後，戴子初陡生絕望。特特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單憑一己之力，能有結果嗎？

　　尋子聯盟VS人販子

　　一頭是不惜鋌而走險的人販子，一頭是各地的失蹤兒童家庭和尋子聯盟，一場拐賣與解救間的較量，在日益猖獗的人口販賣現象下開始了。

　　尋子聯盟以集體的力量尋求外界幫助，主動找媒體報道、到北京上訪，以引起政府對兒童失蹤案的高度重視。但他們心裏更清楚，自身力量畢竟有限，要解救孩子，最終仍要借助警方的力量。

　　警方解救孩子是通過人販子提供的線索進行，尋子聯盟開始利用各自關係接觸人販子。

　　他們通過一個朋友假稱手裏有“貨”(人販子對被拐帶孩子的稱呼)，接近一個人販子並搞到了他的一本電話號碼本，裏面記錄了六個省40多人的手機號碼。尋子聯盟分頭試打電話，發現都確有其人。其中，“四妹”、“老三”、“老四”、“燕媽”、“何妹”、“劉妹”顯示多次，“四妹”和“小燕”甚至有多個地點的號碼。

　　尋子聯盟分析，那些反復出現的人出現一次可能就是搞了一批小孩；“四妹”和“小燕”似乎是聯絡點。秘訪後他們發現，這些人都是收買一條線，有人還曾因販賣孩子被判刑。

　　這些電話號碼，戴子初用信簽紙一一記錄下來，每欄1個記滿了8頁。原始電話號碼本被尋子聯盟仔細收藏了起來，留作日後的尋子線索。

　　就在這當口，戴子初接到一條信息：河南林州市東窯鎮上莊村7組一次買進了5個男孩，由村裏在外跑出租車的王義增和王建林送進村。王書林、趙廣增、王華興、王樹光、王朝炯各買一個，其中王書林是村會計。他馬上轉給東莞尋子聯盟。聯絡人劉軍老家在河南，便讓父親前去查證，確有其事，只是孩子都沒見到。

　　一些幸運的孩子就在尋子聯盟與警方的通力合作下被安全解救回來。

　　總體趨勢：兒童成批失蹤現象，已呈現由南往北擴散趨勢貴州-雲南-四川、湖南、廣東、廣西等南方省份-湖北、安徽、河南、北京、新疆等北方省份

　　1995年至2005年10月共解救被拐賣兒童98名，從破案情況看，拐賣兒童犯罪活動呈上升勢頭，1995年至1997年，平均每年以48%的速度增長

　　1996年至2005年8月，全省共立拐賣兒童案件407起，被拐賣兒童439名，其中男性315名，佔80%

　　1997年至2005年10月，全市共發生拐賣兒童案件118起，被拐賣兒童124名。2005年1月至8月，全市共發現被拐賣兒童53名，與去年同期發現被拐賣兒童數20相比，上升1.5倍

　　1995年至1998年上半年，共解救本省被拐出的兒童245名，解救外省被拐入的兒童834名，拐出與拐入比例為1：3.4

　　1997年各地公安機關共接報兒童失蹤案件54起，比前三年總數的51起還多3起。其中，半數以上的報警案件屬於兒童被拐騙、盜賣案

　　自1993年以來，全省共報失蹤兒童487名，僅遵義市紅花崗區近年共有100名兒童失蹤。遵義地區1993年至1996年共立盜搶、綁架兒童案件526起，立案數逐年上升。

　　截至2004年8月18日，昆明仍有200余名兒童下落不明；魯甸縣每年有數十名嬰幼兒被人販子拐賣至福建、山東、廣東、廣西等地。

　　廣東揭西人林舜明是東莞尋子聯盟的發起人，其子林傑濤2004年4月1日失蹤。孩子失蹤後幾天，林舜明便接到一個電話，説孩子被兩個人拐走，自己曾跟他們一起混，後來發生了矛盾，因為身上沒錢，如果林舜明能給幾百元，就告知這些人經常在何處活動。林舜明立刻報了案，然後跟舉報者相約見面，給了400元後，舉報人説了地址和兩個人名。派出所抓走此人，後對林舜明説信息不實。其間幾經反復，10個月後，警方還是循此兩人的線索找回林傑濤。

　　每年會有多少孩子被解救回來？一份來自中國兒童安全網的數據表明，1996年，全國共解救兒童1563名，1997年解救兒童1299名，1998年1至9月解救兒童1015名。但這份報告同時指出，拐賣兒童犯罪的情況仍很猖獗。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院長曲新久説，中國目前尚不具備建立類似美國“安珀預警機制”系統的能力，但他認為，火車站和汽車站的聯防非常重要。“孩子都是通過汽車和火車運輸出去，這些渠道的警察和乘警執勤時，對帶小孩子的人群多看一眼，多盤查一句，可能就能堵截一些。”

　　孩子到底怎樣才能回家？2006年8月16日，戴子初以虛擬的全國打拐辦副主任的身份總結了四點：進行全國拐賣人口普查；登記各地非父母所生孩子資料，匯總到全國打拐辦；嚴厲打擊買賣雙方，買方也要正法；嚴格查辦落戶問題。

　　尋子撲克

　　幾乎每天都有孩子被解救回來，但也有同樣多甚至更多的孩子在丟失。

　　不管其他家庭成員的想法如何，戴子初不改初衷。只有找到特特，那長期空置、滿是灰塵的房子才能重新煥發生氣。

　　但是，特特的失蹤至今仍未立案，戴子初只能通過生意人的方式繼續進行尋找。

　　眼看著希望越來越渺茫，於是，2006年3月，當沈浩帶著印製“尋子撲克”的想法找上門來時，戴子初毫不猶豫地簽了協議。

　　“500萬份的尋子啟事都印了，10000副撲克算什麼？只要有一線希望，我都不會放棄。”他説。之後，他又把沈浩推薦給了尋子聯盟。

　　38歲的沈浩從不打牌，不過，這並不妨礙他從撲克牌上尋找想法。

　　沈浩早在2001年便建立了一家尋人網站。2005年10月下旬，他接受了一個替人尋找親生父母的委託，在從武漢返回滁州的火車上，他看到有人打撲克，不由眼前一亮：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美軍曾用撲克牌通緝他們要抓捕的戰犯；相較網絡，撲克更易將信息傳遞到邊遠、貧窮的地方。

　　2004年，單只新疆阿克蘇地區就有400個孩子被拐騙，需要的家庭肯定很多，湊齊52張撲克牌應該不難。

　　2006年3月，沈浩專門到貴州、雲南、廣東、江西和湖南等兒童丟失大省跑了一個半月，結果一圈下來只徵集到8個家庭。南昌的一個家長一開始熱情接待他，然而，沈浩一提出要收600元的費用，那人轉身便走；同樣在貴陽和昆明，每次都有幾十人圍過來，但一提錢，馬上散去。

　　丟失了孩子的家長見識過各種各樣的騙術，沈浩被當成了騙子。

　　沈浩説，他早有了心理準備。他與江蘇徐州“聯合尋人網”的劉志德為製作尋人撲克，從去年底開始整整策劃了4個月，考慮到了每個細節，包括可能遭遇的非議、心理承受，甚至是面對失子家長時要説的話──第一句説什麼，接下去的每一句又要説些什麼。

　　尋子撲克是寧波三A集團出資免費付印的，也因此，沈浩對失蹤兒童家長收取費用引來了相當大的爭議。但一些表示認可的人士説，這一做法應該比無償的志願行為更能持久。

　　尋子撲克最終收錄了26個家庭的27名孩子。不過，戴子初倒有些後悔當初的推薦。尋子聯盟中參與的家長接到撲克後，都打電話給他，不滿撲克上留的聯絡人是沈浩和劉志勇。“最關心的只能是家長，我們24小時都開機。他們總有各種各樣的事，萬一有價值的電話打來，被耽擱了？”家長們説。

　　但沈浩認為，自己是按當初簽署的協議格式執行。

　　不過，這10000副撲克並未進入流通市場，沈浩也還未考慮如何將讓它傳到偏遠的地區。一部分尋子撲克被寄給了參與的家長、各地的媒體，全國失蹤人群愛心大搜索活動，而大部分至今仍存放在沈浩家中。

　　不過，上了網的“尋子撲克”還是有些效果。有網友發現“紅桃8”上的一個男孩(李繼陽和李元胡)極像河北邢臺威縣某村收養的男孩郭某某，沈浩通知了家長李健。南京市民李敏的兒子李宗宇(方塊8)像被淮北某人收買，有其手機號碼，沈浩也轉給了李敏。這兩個案子，警方目前正在核實中。

　　對李敏一家來説，這是一個好消息。2006年5月13日，她兩歲半的兒子李宗宇在自家小區五福家園內失蹤。當晚，李敏和丈夫在南京市內四處張貼尋人啟事，但第二天他們發現全被當做牛皮癬廣告給撕了。再貼，再被撕。反復多次。

　　“在中國，丟了一個小孩就跟丟一個小狗一樣。我心裏好難過，也替孩子難過。我對不起孩子。”8月11日晚，面對記者的採訪，一直沉默的李有祥突然失聲痛哭，交握的雙手緊緊拳著。

　　他清楚記得那時正值網絡虐貓事件熱炒，在南京主要交通要道和人行隧道口都張貼著“保護動物”的宣傳啟事。

　　“小時候大人拿拐佬子(南京方言)來嚇唬我。但我長這麼大，周圍只有死的，沒有哪個是被拐佬子帶走的。”李敏想不通，現在的南京怎麼會有拐佬子。孩子會不會被賣為乞討工具？她想問又不敢問。

　　兒子失蹤之後，李敏説她看透了人性，而他們夫妻間也幾乎鬧出一場感情危機。後來，李敏和李有祥帶了些隨身物品，從家裏搬了出來，在鄰近地區找了間月租100多元的大雜院民房住下，李敏説不敢回家。

　　奔波快一年的李奕平雖然印了撲克，但已經心生無奈，指望孩子大了後知道自己的身世，能去網上找資料，然後自己回來。

　　“我不信這輩子找不回特特”

　　丟的孩子找不回來，又有孩子陸續失蹤。

　　北京的曹秀英不願再提及往事。她的兒子1984年在太原某公園內失蹤，時年3歲。她找了20多年，“説一次，傷心一次”，已經精疲力盡。後來她生了個女兒，如今19歲，正上大學二年級。

　　李敏夫婦急待公安部門消息之時，另一對南京夫婦卞其勇和薛蘭青的苦日子才起頭。7月27日，拐佬子出現在南京夫子廟內的依迪地下時尚廣場，他們兩歲的兒子卞宇涵在自家開的“青青時尚小屋”門前失蹤。之後，卞其勇連續7天沒吃飯，8天沒睡覺。8月3日早上8點在夫子廟派出所門口，他暈倒在地。

　　聞訊後，李敏打電話給卞其勇，安慰並傳授自己的經驗，提出保持聯絡，互相支持，直到找回孩子。

　　8月8日，廣東東莞電視臺發佈一則大朗鎮新失蹤兒童的尋人啟事，這是8月份大朗鎮發生的第4起；8月22日，李啟方則在昆明街頭看到又新貼出了兩張尋人啟事。

　　“我會繼續尋找。明年我要向全國所有的小學寫信找特特。還找不到的話，過六年，我向全國所有的中學寫信。我不信這輩子找不回特特。”戴子初説。

　　2006年8月16日，今年春節後就一直出門在外的戴子初首次回到懷化的家。一個黑色的公文皮包片刻不離他身：裏面裝著尋人資料和6本巴掌大小的日記本，其中4本日記本已經記滿。自特特失蹤的第二天起，他就堅持將每天接到的電話和經歷記錄下來。包裏另外還裝了一套單衣。

　　那是他長年出門在外尋找特特的全部行當。

責編：劉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