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居”大城市的年輕人為什麼不願意回鄉

　　從某種程度上説，這人就像豆芽一樣，根再細，也追著水分去長。

　　前幾天，許多人都在關注中青報“青春何處安放”系列文章：《別讓大城市妄想症壓垮自己》、《志存高遠的青年是否一定要蝸居北京》、《“蟻族”不需要憐憫和悲情》，這三篇文章的觀點相當連續：從“試圖用所謂的熱情和吃苦換取‘大城市入門證’，可能是一種虛妄，一種不切實際的偏執。在現實與想象的巨大落差下，難免失落、自卑和焦慮，這又何必”，到“不是誰都有資格擠進大城市的，這不是勢利，而是現實”，再到“樹挪死，人挪活，如果在大城市‘蟻居’不下去，不妨換個地方”，當然，這三篇文章的影響也是相當的廣，已經有不少人就“有沒有資格”這事兒跟中青報打筆仗。

　　其實，單就“有沒有資格”這事兒，還真不值得“打仗”，道理很簡單：“蝸居”與否、在哪“蝸居”、“蝸”不“蝸”得下去都是人家自個兒的事情，這無關“勢利”，只是“權利”。您可以笑話他的夢做得虛妄，您也可以嘆息他悲劇收場，您更可以有自個兒的夢想，比如把小城市或者農村作為未來生活的地方（實際上，大城市裏有很多人這麼想、不過只是想想）——但您就是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做悲天憫人狀要求別人“換個地方”，因為“資格”這種玩意兒屬於“歧視”，只有“能力”這種東西才屬於“市場”。

　　真正值得討論的是：“蝸居”大城市的年輕人為什麼不願意回鄉，即使每天花兩三個小時在上班路上，即使生活得像一隻負重的螞蟻一樣，即使終日窩在地下室裏不見陽光？

　　惟一的答案是：故鄉不是敲鑼打鼓歡迎他們回去的地方，更不是能“只關心糧食和蔬菜，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地方。

　　昨天，《半月談》刊發了一篇調查，內容是“地方非理性招商”，在這篇調查裏，咱們可以看到某縣級市在高速公路旁豎滿“招商引資是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衡量經濟發展環境的惟一標準是讓投資者滿意”的宣傳牌；咱們可以看到一些地方為“搶商”大搞“讓利”、“陪嫁”，地價低到連“三通一平”（通水、通路、通電、平整土地）的成本都無法收回的境地；咱們可以看到許多地方層層下指標招商，連婦聯、公安局、紀委也分到任務、被要求充分利用“人脈關係”……這讓人很難不思考如下問題：在一個“全年財政收入只有5億、其中3億用於政府開工資”的小城市，它可以提供什麼樣的資源、機會、環境？回到這裡的年輕人——如果他沒有那麼幸運吃上財政飯的話，他是不是一定能夠像勸導者説得那樣，“謀份不錯的差事，並享受低得多的生活成本與更少的生活壓力”？當他發現故鄉不需要他的專業過硬，只需要他的“關係”過硬的時候，他會不會更加“失落、自卑和焦慮”？

　　近些年來，咱們的城市化遵循著不容分説向大城市傾斜的發展邏輯，資源與財富的過度集中對中小城市、鄉鎮、農村産生了巨大的擠出效應，許多人不是不安分，只是被生活趕到了大城市而已。滯後的中小城市、貧困的農村使得大城市不斷吃緊，許多人是待不下去，但是他沒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回去。農民工不會因為工資微薄而停止返城，是因為農村收入太低，年輕人不會因為“蝸居”而停止擠到大城市，是因為中小城市缺乏機遇，這都是一樣的道理。如果説眼下城鎮化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農民在中小城鎮定居，那麼另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年輕人能在中小城市找到差事、不用被迫流動到大城市裏去——這跟縮小收入差距一樣，是一個“再平衡”的過程。當“再平衡”剛剛開始的節骨眼上，咱們需要探討的是如何支持中小城市發展，而不是年輕人怎麼才能“安分守己”、“解決自己的心理問題”。

責編：陳平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