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把“富二代”白菜蘿蔔般歸堆

　　當“窮二代”遭遇“富二代”時，“窮二代”總是會佔領道德輿論高地的。百年前，西方就有古話：財富是道德的包袱。

　　所以，當有錢人胡斌遭遇弱書生，當拉風一樣的車遭遇斑馬線上緩慢推進的腳，兩個同等重要的生命，消逝一個時，杭州飆車案早已超出了普通的車禍，成了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標本。表面上看，他們

　　對立的是情緒，實則，對立的背後是父輩的社會階層、地位的分化。

　　飆車案後，“銜著金匙出生”的“富二代”第一次狂風驟雨般捲進道德輿論的漩渦。他們被貼上標簽：“垮掉的一代”、“腦殘的一代”、“?"一代”、“需要心靈救贖的一代”……總之，只要你是窮人、普通人，你都可以唾兩口口水，爆爆粗口，妖魔一下他們。

　　當然，“富二代”喊冤，他們甚至不認為胡斌是“富二代”，因為他的家庭還不足夠“有錢”。

　　一眼望去，這些標簽都很眼熟，早幾年，80後也頂著這些個頭銜，是汶川大地震、全球傳遞中的奧運會火炬，讓他們換了新且高的帽子：擔當的一代！

　　哎，換帽速度之快、帽子高度顏色之迥異，仿佛出自魔術師劉謙之手。

　　如今，“富二代”正前所未有的被類化，媒體好用“他們”，而不是“他”、“他”、“他”。他們甚至像菜場白菜蘿蔔歸堆兒一樣，被專家們“型”化：知識頭腦型、遊手好閒型、吃苦創業型……

　　甚至有電視檔節目量化他們：富二代有“三好”：生活條件好、教育條件好、創業條件好，普遍不願意接班，大約有1／2創業，1／3接班，1／5遊手好閒。

　　有人這樣描述“他們”：四五歲，上貴族學校，學鋼琴等家教，被大人抱著參加重要場合，當老師問你們將來長大了要做什麼，脫口而出“企業家”；

　　七八歲，列席老爸的董事會，坐在專設小椅子上如聽天書；

　　十來歲，出國留學，早戀被扼殺，讀什麼專業早已指定，在陌生的環境裏孤獨成長，每月收到爸媽寄來的賬單和家書，一度放縱、反叛；

　　二十多歲，少主鍍金歸來，在父輩的企業體驗多個崗位，兩代人之間有摩擦，也重新認識對方；有的被委以重任——當總裁或執行董事，或“影子持股”，有的獨立創業、搞投資、玩藝術去了；婚姻問題突出，“選妃”、“招婿”，並開始進入下一輪循環……

　　不得不承認，這些群像描寫得著實生動、可愛，且有現實基礎。

　　“富人的命運是相同的，窮人的命運卻各有各的不同”。我們不難發現隱藏1000個金幣比遮蓋衣服上的一個破洞來得容易。

　　“富二代”似乎天然就超不出生活的窠臼，他們的帽子天然就只有一款樣式。

　　其實，“富二代”各有各的故事，“有錢”是他們的共同元素，但“他們”中的每個“他”都是不同的，他們也有不穿名牌，勤工儉學的，也有在父親的屍體邊重振山河的，也有遠離媒體，低調做事的……

　　徐永安和他的堂妹，就是“富二代”“他們”中的“他”。徐永安以低調出名，而其堂妹有一個億萬富翁的爸爸卻仍舊節儉樸實。這個“不差錢”的姑娘常常坐公交，拜訪朋友時落下了太陽帽，也要趕緊打電話去找。

　　“節約是窮人的造幣廠，浪費是富翁的陷阱”。這樣的道理，“富二代”不像外界想象的一樣不明白。

　　數年前，李海倉遇刺事件震驚全國，1981年出生的李兆會中斷了在澳大利亞的學習回到國內繼承了由其父親一手建立的鋼鐵集團。年輕並沒有阻止財富的繼續增長，他從“扶不起的阿鬥”成為真正的李總。

　　這也是家族繼承的又一范例。

　　還有，中國首富劉永好與其女劉暢達成協定：10年內不在媒體面前曝光，低調做事，從財富轉移到真正接班，劉永好預留了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間。

　　顯然，“富二代”個個都是不同的試劑，既然是試劑，就有成有敗，試瓶上的標簽不是外人能一股腦兒貼上去的。説到底，“富二代”有自己的陰影、魔咒、悲哀和存活率。

　　財富是他們共同的魔戒，他們個個都是指環王。可財富的魔戒戴在手指上，真正的魔戒卻在心裏。心裏的魔戒決定了“富二代”們能走多遠。

　　“紅了櫻桃，綠了芭蕉”，我們只有等待時間，沖刷出今天人們賦予他們的群體“標簽”，滌蕩出個體標簽的本色。

責編：程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