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的時代隱喻

　　“首富”的時代隱喻

　　最近10年，當過中國內地首富者有榮毅仁與榮智健家族、劉永行與劉永好兄弟、黃光裕、丁磊、張茵、楊惠妍等6人（家族），幾乎清一色地是低調者

　　特約撰稿 東方愚

　　“通行證”與“墓誌銘”

　　中國商業史上總有一些非常巧合的事情發生。2009年4月底，幾乎在同一時間，有兩則關於“首富”的消息被熱議。一則是，有香港傳媒報道，前“首富先生”黃光裕在看守所自殺未遂；另一則是，遼寧忠旺集團在香港招股，如若上市順利，其掌門人劉忠田家族有望以至少240億元的身家，衝擊今年的首富寶座。

　　真是意味深長的對比。對於前者，據稱黃光裕案涉及的副部長級以上的官員有57位之多；而對於後者，劉忠田顯然是大多數公眾眼中的“新面孔”——儘管去年他以70億元資産位居胡潤百富榜第76位，但你上網搜索他的個人信息，可謂寥寥數行，譬如“今年45歲，遼寧人，當年從房地産業掘得第一桶金，如今執掌生産鋁型材的忠旺集團近16年”等。

　　於是有人開始給劉忠田冠以“神秘富豪”的名頭。正如去年的杜雙華，一開始人們對這位中國民營鋼鐵業的風雲人物知之甚少，當他進入富豪榜前三甲時，傳媒才開始將他在日照鋼鐵的創業史陸續挖掘出來，而當他與山東鋼鐵的博弈不斷升級時，其標本意義終於凸現。

　　劉忠田的低調毫不遜色，今年3月初，身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劉忠田赴京參加“兩會”，彼時他正緊鑼密鼓推進忠旺在港的IPO計劃，我試圖在北京加以“堵截”而未果，後來忠旺公司員工説：“我們老闆是隻身一人到北京的，不帶秘書，這是他的習慣。”

　　最近10年，當過中國內地首富者有榮毅仁與榮智健家族、劉永行與劉永好兄弟、黃光裕、丁磊、張茵、楊惠妍等6人（家族），幾乎清一色地是低調者。最典型者莫過於楊惠妍，遵從父命躲避媒體，結果自己的婚禮視頻流傳網上，披著大紅嫁衣的截圖竟然成為風行一時的首富標簽。

　　幾天前遇到胡潤，他讓我推測一下今年的首富會是誰。我説，一定還是一位低調行事者——低調是首富們的通行證啊。胡潤狡黠地笑了下，説：“也是他們的墓誌銘吧。”

　　在中國學習並做了10年百富榜的英國小夥胡潤，竟然可以恰到好處地活用北島的詩了。

　　“座上客”與“階下囚”

　　胡潤百富榜10年，榮氏父子三度登頂，黃光裕則分別於2004年、2005年和2008年三次成為內地首富。如今黃光裕已為階下囚，而榮智健亦因澳元外匯衍生品投資巨虧，于2009年4月辭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職。

　　對於崇尚自由主義的香港民眾來説，他們兩眼主要盯的是企業的信譽和社會福利，而非什麼“紅色背景”。4月中旬我在香港出差，接觸了一些香港民眾，談到中信泰富，他們首先提及的，其實是中信泰富控股的西區海底隧道（西隧）和東區海底隧道（東隧）近幾年接連大幅提價事宜，港人批評中信泰富社會責任缺失，至於其政治背景，或是榮智健生活的奢華，鮮有人津津樂道。而在內地，人們自然而然地去揣測這一財經事件背後的政治鬥爭。

　　無論榮家是否就此“謝幕”，榮智健事件連同黃光裕案已散發出某種共同的時代隱喻，即對財富群體的考量，又繞回到了十多年前人們甚為避諱的話題上：政商勾結和裙帶主義的盛行是否已超出容忍的限度。

　　1999年9月胡潤制出第一份“中國內地50富豪榜”，發給《時代》週刊、《福布斯》等機構尋求出版，他在自薦信中寫道：“如果把成功定義為擁有財富多少的話，那麼這50人就是中國大陸最成功者，他們的故事能讓全世界更好地了解共産黨執政下的中國社會。”

　　現在回頭來看，1999年——共和國建國50週年，人們開始廣泛地談論起“富豪”及個人財富多寡來，實在是一個偉大的時代開端。之後的10年間，儘管民營企業家為自身身份之跌宕而心潮起伏——為2001年被第一次定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而歡欣，為2003年山西海鑫鋼鐵掌門人李海倉被殺及孫大午“非法集資案”而焦慮，為2004年中小企業板開市及2006年施正榮、彭小峰等新能源富豪的誕生而振奮——但他們依然認為，民營經濟連同“個人財富”這一概念的地位均在“螺旋式上升”，直到有一天，他們發現以山東鋼鐵意欲吞併日照鋼鐵、首鋼洽購山西海鑫鋼鐵為代表的“國進民退”風潮步伐正在加速，以黃光裕案為代表的政商利益互送之種子，早已潛滋暗長並不斷滲透，甚至無孔不入。

　　10年一回頭。中國社會的財富觀，到了應該重新加以審視的時候了。

　　不斷有新的官員因黃光裕案而落馬。中國多數民營企業家的尷尬恰恰就在於此——10年間他們不斷衝破一些原本不該有的樊籬，不時被冠以莫名的罪名，如今當他們終於不再為此而傷腦筋、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卻又要與政商勾結之路徑依賴者（特別是東窗事發者），一同感受這風聲鶴唳和步履維艱，更別説還要忙活于應對經濟危機的威脅和巨頭國企的排擠了。

　　“長青樹”與“枯藤木”

　　民營企業家處理政商關係的類型大致有四種，第一種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風光，卻常心生唏噓；第二種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結，共謀“大業”；第三種是“不倒翁型”，環境惡化抑或決策失誤後，總有“貴人“相助；第四種是“緊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從不越界。

　　成為第四種類型者，實在是少數中的少數了。台灣首富、台塑集團創始人王永慶或許屬於此列。不過，王永慶于2008年10月中旬去世後，台灣《聯合晚報》在一篇社論寫道：“儘管王永慶敢言，動輒以萬言書闡明心志，可是到了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他依舊遭到來自政府掐住喉嚨，使得大陸投資計劃擱淺……台灣實應走回政商分際、司法嚴明的正道！”

　　忙於週旋政商關係，不但是台灣地區，同樣也是中國內地許多民營企業的一大“要務”。當全球經濟危機蔓延，許多內地企業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動用自己長期以來在政府及金融系統搭建的資源橋梁，而非進行自我審查、變革和突圍。

　　看看香港首富李嘉城吧，由於這輪危機下香港股市和樓市出現了一個季度的“時差”——2007年9月至2008年1月，香港樓價急升約3成，李嘉誠趁著詭異的市場氣氛，高價出售旗下樓盤，嗅覺靈敏可見一斑。正因為此，就在我們大談李嘉誠的財富大幅縮水的時候，他在內地最大的商業地産項目——上海真如項目於今年4月逆勢開工了，據説是李嘉誠在內地房地産業最大規模的一筆投資。

　　另一方面，由於內地的“首富們”對政商關係諱莫如深，於是不得不與公眾及傳媒保持一定距離——其實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一邊為廟堂和江湖之事很煩很壓抑，一邊又不能讓市井百姓看出自己的情緒來——記得黃光裕到央視《贏在中國》節目做嘉賓時的一處細節——一群知名企業家濟濟一堂，圍成圓圈，各陳高論，而黃光裕坐于一旁，沉默不語，主持人王利芬問他有何高見，他尷尬地笑了一下，用不太流利的潮汕普通話説：“沒什麼要説的，做企業，就那麼些事嘛！”

　　從時間軸線上來看，內地富豪們最頭疼的事則是企業傳承。他們無一不希望基業長青，所以早早盡心盡力培養下一代。迎面而來的是兩個難題，一是子女內訌，要知道日本家族企業傳承並不平等，通常是長子繼承，且一旦確定，其他子女都要離開企業（這也是許多日本企業有幾百上千年曆史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中國講究百子千孫平均制。二是政商關係傳承難度大。

　　第二個難題顯然是重中之重。李鴻章説了，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自然而然地，一代人擁有的是一代人的人脈。黃光裕就算有通天本領，也難以將自己的人脈傳承給自己的子女,再説他的子女還都是小朋友。

　　好歹國美沒有倒掉。有一天國美成了百年企業，人們定會一邊讚賞這顆長青樹企業，一邊為它的創始人早早成為“枯藤木”而唏噓。元人馬致遠在一曲《天凈沙秋思》中吟道：“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

責編：金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