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義你的瀏覽字號: 小中大

華爾街海嘯對中國金融業影響幾何

CCTV.com 2008年12月17日 07:27 進入復興論壇來源：上海證券報

　　“這兩天我在國內經常看報紙，發現我們對於這次危機的報道、關注，給我的感受比我在美國時還強烈。”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上周在上海演講的間隙感嘆道。

　　全球化是把雙刃劍。在中國經濟從全球化進程中受益的同時，隨著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增速下滑乃至陷入衰退，中國外向型的經濟也不能倖免。

　　中國經濟或許已面臨歷史性節點。在實體經濟層面，凈出口首當其衝。自2003年我國經濟增速躍升至10%以後，今年三季度經濟增速首次下滑至10%以下；今年11月，我國進出口總值出現7年來的首次月度負增長；11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創1995年以來的歷史新低。

　　然而，值得慶倖的是，中國也因此擁有了難得的機遇去調整經濟結構增長方式，規範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等。⊙本報記者石貝貝

　　錯誤的安全感

　　在過去一年時間裏，有種觀點曾風靡一時，即“脫鉤論”，認為中國經濟、新興市場經濟正在和美國經濟“脫鉤”。在2003年-2007年的五年間，中國經濟高歌猛進，增速維持在10%以上，而美國經濟增速則維持在3%左右的水平。這種反差在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逐步深化之後體現得更加明顯。“脫鉤論”還認為，儘管美國、歐洲等需求下降，但是亞洲區域內的貿易聯絡更加緊密，足以衝抵美歐需求下降所帶來的影響。

　　然而，事實上，美國的消費需求，與中國的出口和經濟增長等一直都處於“挂鉤”狀態。“脫鉤論者”也日漸發現，雖然越來越多的行業將生産鏈條分開、分佈于亞洲不同地區，但是産品、製成品的真正需求依然在歐美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何帆曾撰文表示，“脫鉤論”給了我們錯誤的安全感，如果我們承認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那麼我們同樣需要警惕，當全球經濟走勢有可能出現逆轉的時候，中國也會是最可能的受害者之一。這就是全球化時代的現實主義。

　　現實是，隨著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增速下滑乃至陷入衰退，中國外向型的經濟也不能倖免。10月20日，國家統計局公佈數據，前三季度我國經濟同比增長9.9%，其中三季度增速為9%，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這也是該項統計數據自2003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躍升至10%以後首次下滑至10%以下，而且今年一季度、二季度的增長速度分別為10.6%、10.1%，增速下滑跡象非常明顯。

　　12月10日，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今年11月，我國進口當月同比增長-17.9%，出口同比增長-2.2%，當月進出口總值出現7年來首次月度負增長；12月14日，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11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4%，比上年同期回落11.9個百分點，增速創1995年以來的歷史新低……

　　中國的經濟形勢，已非常嚴峻。

　　外向型經濟遭遇考驗

　　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GDP實現了9.5%的年平均增長水平，中國現在的人均年收入是上個世紀90年代早期的5倍多。而這一切，發生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

　　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羅奇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驕人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即強烈地依賴對外貿易及相關的基礎設施和工業化投資，正是這些投資支撐了中國強大的貿易出口平臺。幸運的是，中國對於這種外部導向型經濟增長的投入，恰好遇到了新全球化時期的欣欣向榮和全球經濟的蓬勃發展。正因為如此，中國可能是當今時代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在羅奇看來，出口導向型的模式還把中國置於全球經濟的週期性發展之中。隨著全球商業週期從順風轉向逆風，中國外向型的經濟也受到衝擊。而現在，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需要重新平衡。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師龔方雄也表示，中國經濟需要更多地把重心放在發展來自內部需求支持的經濟增長上，尤其是居民消費上。他認為，中國下一輪經濟成長一定是由內需來帶動的。

　　中國經濟或許已面臨歷史性節點，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已面臨巨大衝擊。在實體經濟層面，凈出口首當其衝。

　　在國際方面，美國候任總統奧巴馬的任期日益臨近。越來越多的專家開始擔憂，隨著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進一步上升，奧巴馬政府可能更多地面臨來自貿易保護主義方面的壓力。由於對華貿易逆差在美國貿易逆差中佔據較大份額，中國極有可能成為美國挽救經濟、減少工人失業的“替罪羊”。與此同時，來自政治層面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可能將上升。

　　對金融市場的消極傳導

　　中國面臨的風險事實上遠不止於此，這種風險在金融市場層面體現得更為複雜，最為直接的是中資銀行所持海外債券等資産面臨的虧損。隨著全球金融資本市場“去杠桿化”進程的加速，這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的資金撤出中國。在這一過程中，人民幣也承受著巨大的貶值壓力。

　　在直接投資損失方面，根據中資銀行三季報數據，中國銀行尚持有外幣債券資産189.6億美元，併為此計提了167.85億元的證券投資減值損失；建行和工行分別持有外幣債券資産22.4億美元和42億美元，分別撥備約7億美元和13億美元；招商銀行尚持有外幣債券35.22億美元，計提了7804萬美元的減值準備；中信銀行持有外幣債券37.94億美元，“兩房”相關債券12.2億美元，計提1.1億美元。而上述銀行此前已經對美國相關住房貸款支持證券、涉及雷曼債券等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資産減值準備。

　　美林證券經濟學家陸挺曾表示，由於有美國政府的信用擔保，我國金融機構持有的大量美國機構債不會有太大損失。但是在全球化的時代，外圍金融市場的動蕩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金融市場産生消極傳導作用。

　　而全球金融資本市場的“去杠桿化”進程加速，不僅將給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帶來新一輪的劇烈調整，更可能引發大規模資金撤出新興市場經濟體。早就有專家表示出對於發達國家在中國的各種資金有可能流出的擔憂，由此則可能導致人民幣貶值、外商投資規模下降等。而我國的股市、債市等資本市場，則有可能因此出現比發達國家更大幅度的調整。

　　金融創新和監管之鑒

　　由房地産價格泡沫、結構複雜的金融衍生産品引發的美國次貸危機仍難言見底。而中國經濟經歷了多年的改革和發展，此時正是需要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時期。如何既汲取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又不阻礙我國金融創新發展的腳步？

　　對此，上海市市委常委、副市長屠光紹曾做出一個形象的比喻，即“生病-傳染-號脈-吃對藥”。他認為，由於中美兩國金融市場在發展階段、運作機制、開放程度等多方面的不同，中國必須尋找出一條適合自身發展的路徑。

　　“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就如同‘生病了’，而我國持有次貸相關産品的機構以至出口等都會受到影響，即‘被傳染了’。美國‘生病了’就需要‘吃藥’，即金融機構的虧損破産、接管、被兼併，以及出臺一系列的降息減稅等應急救市措施；而我們也需要‘吃藥’。關鍵在於，我們‘被傳染’之後，需要對中國金融經濟進行‘號脈’，搞清楚中美兩國在金融經濟方面的差異，這樣才不會‘吃錯藥’，才會找到適合中國金融發展的路徑。”屠光紹説。

　　具體在金融創新方面，有不少專家認為，中國不應因為次貸危機而停止金融衍生産品創新的步伐，相反可以對美國的經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比如學習資産證券化的成果。進行創新的金融機構本身要做好內控，而監管層也應對創新産品進行審批，推動金融機構提升識別、計量風險的能力。同時，在金融監管過程中，也要注重各個監管機構之間的協作，特別是國際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