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寶林在中南海説相聲 曾受命給病中毛澤東錄製

著名相聲表演大師侯寶林。 中新社發 任晨鳴 攝

 
    1994年，中國新聞社前任社長諸有鈞（右）與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侯寶林（中）、吳江（左）合影。 中新社發 中新社 攝

    1993年，為了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00週年，有關部門舉辦了一次“毛澤東與我”的大型徵文活動，我將父親所寫的《毛主席聽我説相聲》一文寄了過去。後來，這篇文章與曾志同志的回憶文章一起榮獲了一等獎。只可惜頒獎儀式的時候，父親已經不在了，是我替父親去毛主席紀念堂領取由余秋裏同志親自頒發的獎品和證書的。獎品是一塊有8個角的長方形鍍金手錶，表盤上繪有毛主席頭像和“毛澤東與我徵文紀念”的銘文。據説此表只做了100塊，十分珍貴，我領到的一塊是027號。此外，還有許多書籍，多是回憶緬懷領袖的專輯。其實，中南海裏喜歡聽父親相聲的還有劉少奇主席、周恩來總理和其他許多國家領導人。但是，如果沒有毛主席這樣熱愛相聲的“觀眾”，也許這個曲種今天早已不復存在或者更加式微了。至少，後世再也見不到侯寶林表演時的風采了，因為父親一生唯一的十幾段相聲錄像，正是1975年專門為在湖南養病的毛澤東主席錄製的，儘管那時已經不再是父親舞臺生涯的黃金時段。

    1975年1月，四屆人大開會期間，父親接到命令：為病中的毛主席錄製相聲。直到今天，沒人知道：當初是誰作出了一個這樣大膽的決定？是誰制定了錄像的內容？為什麼只選中侯寶林的？為什麼多數為傳統作品而很少新編的？為什麼最終只錄製了10個大段和2個小段？毛主席到底看到這些錄像沒有？沒人解答。當然，這些現在已經不再重要了。

    從1965年10月父親最後一次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錄音到1975年在中央電視臺錄像，時間過去整整十年，從單位的得連説話的氣力都沒有，如果幹這件蠢事的不是我……我相信，父親一定會大發雷霆。那服裝箱裏取出的大褂渾身上下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蟲眼兒，好在那時的錄像設備和今天的無法相比，清晰度不高，只要不用特寫，觀眾是看不到的。1992年，我親手將這件承載著重要歷史的淺灰色純毛嗶嘰的大褂扔掉了，父親當時想制止我，我強詞奪理地説，是怕放在家裏把其他的演出服都感染了。發生這樣的事情，如果是在以往，如果父親不生病，不是病天，父親聽我解釋後，只是用一種非常淒涼的目光看了我一會兒，然後嘆了一口氣，就再沒説一句話。後來，每當我想起他當時的目光和嘆息時，就會立刻哽咽，眼淚也會奪眶而出。我為我的無知和莽撞深深地懊悔。父親的確是個智者，他一向懂得用不同的方式教育他不同的孩子和學生。像我，父親很明白，早晚有一天，當我的意識甦醒時，我的自責會遠遠大於他當時對我的幾句訓斥。

    因為演出中斷了十年之久，歷經滄桑年近花甲的父親擔心自己會忘詞兒，就請人將臺詞寫成大字報的形式，懸挂在攝像機旁以防萬一。為了配效果，臨時調來幾十名警衛連的戰士充當觀眾。不料這些小戰士多是農村兵，很多人根本沒聽過相聲，又是天南地北哪兒的人都有，語言障礙、文化背景使得他們一時難以搞清説的是什麼。最後，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了一個辦法：由一個懂行的明白人，手擎一面小旗，需要笑聲的時候，將旗高舉，大家就笑。不管臺上説什麼，只要用眼睛盯著那面旗子跟著笑出聲就可以了。這就是現如今，中央電視臺經常播放的侯寶林郭全寶對口相聲錄像的來歷。不幸的是，據説其中《賣布頭》、《戲劇雜談》已經部分脫磁，不能再用。

    下面是幾段父親和其他老一輩領導人的故事。

    有一次，父親在中南海演出結束後應邀和中央首長一起觀看卓別林的電影《殺人喜劇》(又名《凡爾杜先生》)。父親被安排坐在劉少奇主席和王光美同志身邊，電影是原文的，王光美同志負責為劉主席翻譯。很快，銀幕上出現了一個藥瓶的特寫，標簽上的英文自然難不倒這位師大化學系畢業的高材生，她讀出聲：“CHLOROFORM(氯倣)。”然後又小聲地自言自語：“CHLOROFORM是幹什麼用的？”坐在她身邊的父親輕聲説：“是一種麻醉劑。”“您懂英語？”王光美同志顯然很詫異。父親急忙解釋説：“不！我只是看過劇本。”顯然，這次意外的接觸，給這位國家主席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她對父親有點“刮目相看”。父親再次見到王光美同志已經是十幾年以後，1977年人民大會堂的春節團拜會上了。在經歷了十年之久的生死磨難以後又能重逢，大家都非常激動，相互牽掛著的心總算得到了慰藉。或許是註定的緣分，這年“十一”的國慶招待會上，他們的座位恰巧又被安排在一起。從那兒以後，王光美一直關心著我們全家人。就連後來我們住的木樨地國管局屬下的房子，聽説也是她和葉子龍、鄭天翔等幾位老首長幫忙爭取到的。

    1981年1月，王光美將一份她發表在《工人日報》上的回憶文章──《永恒的紀念》託人送給家父，標題上方有王光美親筆題寫“寶林同志指正。王光美81年1月28日”的字樣。這份報紙一直被父親珍藏在他的檔案櫃裏。1982年6月，我家搬到木樨地24號樓，我家終於和王光美成了鄰居。自此，每年都會收到她通過傳達室轉來的新年賀卡。我在父親的遺物中還發現了一封王光美1989年2月3日寫給父親的親筆信：“寶林教授：您贈我的熊貓煙，我已轉送給‘劉少奇紀念館’保存，並將陳列于其懷念室中。您的真情厚意我也向主管同志轉述。謝謝您對少奇同志的深情懷念。緊緊地握手！王光美。”那一刻，我似乎想起父親曾經説過，劉主席生前喜歡抽“熊貓”牌香煙，這種煙“文革”後已不多見，父親偶然得之，轉送王光美，以示懷念之情吧。1991年底，父親胃癌手術後，王光美還在秘書的陪同下來家裏看望過父親，其時，她自己也是乳腺癌術後不久的病人。由此，我們全家人都對她充滿了感激和欽佩。

    父親在一篇回憶周恩來總理的文章中曾有這樣一段敘述：1950年我在懷仁堂為毛主席演出，周總理坐在毛主席和朱老總中間。當時斯大林同志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剛發表。那天我在“墊話”裏説“語言是沒有階級性的，可是使用語言是有階級性的”。這時只見總理高興地笑了，先拍了拍朱老總，又拍了拍主席。説了什麼我不知道，大概意思是：你看，連藝人也學馬列主義了。又有一次，那是1956年在懷仁堂，父親和郭啟儒先生合説《陰陽五行》，當説到最後“鍋字怎麼寫？”“左邊一個金……”“有金了……”時，總理情不自禁地“口害──”了一聲，同時一甩手。恰似捧哏的演員説到這兒時的手勢，顯然總理完全進入了情節！因此，父親認為周總理是最好的“觀眾”，聽得認真、仔細，哪好哪不好，演員政治上、藝術上有沒有進步，都聽得出來。在一次聯歡會上，我母親陪周總理一起跳舞，總理邊跳邊對她説：“寶林同志放手一點嘛，寫一點東西嘛！”其實，總理是在鼓勵我父親，要他解放思想，多為人民創作好的相聲。

    1976年1月周總理去世時，父親正在大慶油田體驗生活，聽家人在電話裏説，接到參加周總理追悼會的通知，父親立刻連夜乘火車從大慶趕回來。他和全國人民一樣，感到巨大的悲痛。內心深處永遠懷念這位為國家為人民鞠躬盡瘁的好總理。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一天，陳毅副總理接見外賓後從北京飯店走出來，正準備登車，突然一聲巨響夾雜著人聲從東邊的東單體育場傳過來。陳毅同志停住腳步，讓身邊的工作人員馬上打電話問一下出了什麼事情。很快，有人報告説，是中央廣播説唱團對北影演員劇團的籃球比賽，票早賣光了，很多球迷滯留在體育場外，希望一睹明星們的風采，剛才因為侯寶林投籃命中，觀眾把檢票口擠塌了。陳毅同志聽了笑著用他那濃重的四川方言説：“侯寶林又跑到這裡來出洋相口羅！”

    “文革”前的一個冬日，天上下著雪。因為臨近過年，演出後，中南海特意安排了招待宴會。待到酒足飯飽，大夥準備“打道回府”，剛走到宴會廳門口，父親正好碰見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同志，盛情難卻，父親被拉回去接著喝。以後，每當有人夸父親酒量好時，父親就會頗為得意地提起此事。他説那天由於心情激動，一連又喝了17小杯茅臺，還拒絕讓人派車送他回家。那時，我家就住在復興門外真武廟廣播局宿舍，距離中南海不算太遠。父親一人從中南海西門出來，往南，再往西沿著長安街往家走。天已近午夜，街上行人寥寥。走到西單路口時，父親看見一個撿爛紙的男子在雪地裏費力地拖著一個大麻包，朝宣武門方向艱難地走著。父親站在那兒，看著他漸去的背影和雪地上留下的一溜擦痕。或許是回憶起自己兒時也曾有過類似的經歷吧。這時，迎面來了一輛三輪車，車子停下來，車夫問父親是否需要雇車回家。父親從兜裏掏出兩元錢交到車夫的手上，用手指著那個撿爛紙的人對車夫説：“勞您駕，把那個人送回家吧！”

    父親到家，將當晚發生的事一樁樁一件件地告訴了母親。許多年後，父親去世了，也是一個雪天的夜晚，母親將這個故事娓娓地講給我聽。

    （本文摘自《七嘴八舌侯家事兒》，侯鑫著，中華書局2008年1月出版）

責編：何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