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
清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皇帝諭令福建、廣東兩省推行漢民族共同語(舊稱“官話”)。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話”條載:“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鞏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另外,《清稗類鈔》、《南海縣誌》等文獻也記載了雍正“推普”上諭的具體內容,文字稍有出入,但文意一致。
一個把滿語視為國語和民族標誌的滿族皇帝此時卻破天荒地下了一道推行漢語普通話的上諭,其政治背景是雍正獲取民心、整頓吏治、加強專制、重塑帝王形象的需要,是適應滿族漢化,官話流行,語言文化融合趨勢的結果,是清朝前幾任統治者對漢語語言規範措施的繼承和發展,是加強東南邊陲統治的措施之一。本文重在分析其執行結果的影響和啟示。
從結果看,雍正的“推普”上諭並沒有收到應有的效果。上諭頒布後,閩粵二省的各個郡縣普遍建立了正音書院,教授官話,凡是走讀書、考試、當官之路的讀書人都要懂得官話。兩省的鄉試要求考生必須掌握官話,有時學政還要親自面試學生官話,甚至一度規定,不會講説官話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雍正的“推普”上諭不可謂沒有遠見,“推普”措施似乎不可謂不力,然而收效甚微。據清末探花商衍鎏説:“初時甚為認真,無如地方官悉視為不急之務,日久皆就頹廢,至嘉慶、道光時,福建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廣東則更無聞矣。”(見同治繼修《南海縣誌》)甚至到辛亥革命後,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前兩廣優級師範學堂)還鬧出這樣的笑話:“外省教習以不諳方言,教授不便解職去,自是本校各科教習,悉鄉先生矣。”(屈大均《廣東新語?貨語?珠》)足見其“推普”工作並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這是何故?
把“推普”附屬於政治活動和政治手段,這是不成功的根本原因。雖然不可否認推廣共同的語言有助於政治的穩定和國家的統一,但“推普”更多的是一項語言的社會運動,它有其不依附於政治的獨立性和自身的規律,當屬於文化的性質,僅用政治手段來干預語言是難以達到預期效果的。雍正沒有分析語言自身運動、發展、普及的規律,不是在對多種語言對峙中“官音”將統一天下語音發展趨勢的準確判斷基礎之上,從而頒發“推普”上諭加以推波助瀾,因而這項語言運動背後缺乏正確的理論基礎;他不是在對閩粵地區方言方音調查的基礎上有的放矢,實行真正的正音,因而即使上諭後的措施再有力也難以收到實質性的效果;他看到的是鄉音的隔閡給統治帶來的不便,而沒深入分析鄉音的隔閡給廣大群眾現在或將來帶來的不便,因而“推普”缺乏普及性,“推普”措施缺乏永久性。
作為一項加強皇權的政治手段,“推普”活動只局限于官員和欲走仕途的人群,與廣大的普通老百姓相去甚遠。正音書院一度把《聖諭廣訓》作為教材,與其説正音,不如説是思想控制。也正因為如此,官員們對雍正政治的倦怠和憎惡便轉而表現在對官話學習的態度上。上諭頒發初時官員們甚為認真,但後來越來越不重視。再者,一朝天子一朝臣,雍正短暫的政治生命結束,繼任者並沒有把這項看似有遠見的“推普”工作繼承下來。
雍正無法改變以滿語為“國語”的基本語言國策,這對“推普”工作産生了巨大的反作用力。
滿族統治者從發跡的那一刻起,就鑄造建立封建大一統王朝和維護滿族民族個性和民族特徵的強權方針。1644年入關,清王朝把滿語、滿文列為官方使用的法定語言文字,新進的翰苑名臣都要學習滿語滿文,上朝必用滿語,軍事訓練只準講滿語,同時也允許漢語蒙語等存在,實行的是以滿語為標準語的多語言政策。整個清朝前期,滿文的使用非常普遍,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在辦理政務時,多用滿文書寫。人們在向皇帝彙報情況時,為獲取好感,滿族官員自不用説,漢族官員有時也用滿語,漢人滿化的例子不勝枚舉,説滿語的漢人特別是官員不在少數,連外國人也用滿語交流。比如從西方來華的傳教士,他們出入宮廷,向康熙用滿語講授西方的天文、醫學、數學等知識,借滿翻譯的漢文典籍研究中國古代史。清定都北京後,滿語被定為國語。儘管可和漢字並行使用,但可以説從天命到乾隆七朝,一朝比一朝重視滿語,而非真正重視漢語。他們除了為統治為數巨大的漢人而在有些地方推行漢語外,在他們內心深處,是對漢語的排斥和對滿語統治地位的維護。即使雍正本人,他在“推普”過程中也是內心充滿矛盾的,一方面要保證滿語的“國語”地位,另一方面又要推行“官話”,顯然對滿語作為國語中心地位的強調和維護對官話的推行産生了反作用力。
到了乾隆時,滿人漢化進一步發展,先是不熟悉滿語,接著是語言體態竟像漢人。面對這種情勢,雍正後的統治者愈加重視滿語,特別是乾隆,可以説他對滿語進行了發瘋似的維護,而對雍正留下的“推普”工作不以為然。
“推普”上諭儘管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但還是有一些積極作用和影響。作為“推普”的首倡者,雍正為後來的張之洞等提出“官音統一天下語言”的思想和舉措奠定了基礎。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去日本考察學政,見日本推行國語十分成功,回國後寫信給官學大臣張百熙,建議學習日本“推普”經驗,推行以北京話為標準的“國語”。這一建議非常大膽,因為當時清朝一直把滿語作為國語,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學部大員榮慶、張之洞、張百熙等為清廷制定《學務綱要》指出:“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動多?格,茲擬官音統一天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于中國文一科內附於官話一門。其練習官話,各學堂皆以用《聖諭廣訓直解》一書為準。將來各省學堂教員,凡授科學,均以官音講解,雖不能遽如生長京師者之圓熟,但必須讀字清真,音韻朗暢。”(見同治繼修《南海縣誌》)
顯然張之洞等人的“推普”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雍正“推普”上諭的精髓,並加以發展。張等人認為語言不通的弊端不僅僅影響吏治,“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動多?格”,顯然最大的影響是廣大人民群眾辦事不便,這種認識在今天看來也是深刻的,而且提出“官音統一天下語言”,超越了要當官才學好官話的狹窄範圍。
宣統元年(1909年),清政府資政院開會,議員江謙正式提出把“官話”正名為“國語”,清政府的統治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無奈採納了這個建議。第二年,清政府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法案》,然而這個法案還未來得及實施,清政府便被推翻。但漢語作為國語應有的地位卻無法動搖,此後歷屆政府都將漢語作為國語。理清這個線索可知,雍正的蓽路襤褸之功是當得到肯定的。
“推普”上諭對雍正政治的積極作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員的語言素質,便利了官員與群眾的聯絡和交流。“推普”上諭建立正音書院對當時日益落寞的書院吹來一股清風,中國書院的性質和功用得到發展和有益補充。此外“推普”上諭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科舉改革和一定範圍內加速漢化,促進官話的流行。大約雍正“推普”上諭之後200年,整個社會從中央到地方都被漢語同化,漢語成為中國政府官員使用的正統官方語言。
但是“推普”上諭的實施效果表明:它留給我們更多的不是經驗而是教訓。筆者認為主要教訓有:政治手段可以作為促進語言普及的手段和措施,但語言的普及更需要建立在語言自身的規律之上;方言地區推行普通話,一定要針對方言特點、有的放矢;普通話的普及一定要大眾化,而不能局限于小範圍人群內;普通話推廣的同時可以寄寓思想教化,但不可矯枉過正。
責編：戴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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