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對話》節目“經濟變革中的德國選擇”將於2012年1月15日晚21：55在CCTV2財經頻道播出）

    《對話》主持人：季小軍

    主嘉賓  

    德國前總理 格哈德施羅德

    對話嘉賓：

    梅兆榮 前中國駐德國大使

    顧俊裏 中國德國研究會會長

    史世偉 對外經貿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主任

    楊  軍 新華都商學院院長助理

    受歐債危機影響，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歐盟國家的經濟急轉直下，德國總理默克爾稱：歐洲正處於二戰以來“最艱難時期”。當歐美各國正在與經濟衰退作鬥爭之時，德國經濟卻被稱為“一枝獨秀”。

    繼去年經濟強勢反彈之後，德國經濟在今年繼續保持著強有力的增長勢頭，全年經濟增速預計將超過3%。德國中央銀行6月份發佈的報告認為，“德國經濟增長已經進入全面好轉階段，整體産能已恢復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7月底，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欣慰地表示：“德國已度過經濟危機，現在形勢比危機前更好。”

    那麼，德國經濟為何能一枝獨秀？為德國擺脫高福利負面代價以及經濟實力奠定基礎的德國前總理施羅德也許是最有發言權的人之一。他被稱為“改革總理”，執政期間，對德國社會經濟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同時，這位德國最具傳奇色彩的總理，曾與布萊爾、希拉克並稱歐洲三駕馬車，共同奠定歐洲一體化的格局。

    世界産業分工體系中的高端工業地位，使德國與歐洲其它國家的産業“空心化”形成鮮明對比，工業製造是如何為德國社會積累財富的？擁有自主核心技術的傳統高端製造業為德國貢獻了29%的GDP，這對中國的産業升級有什麼啟示？而當下中國經濟的去實業化趨勢又該有何警醒？2012年1月15日德國前總理 施羅德做客《對話》談“經濟變革中的德國選擇”。

    【施羅德《對話》直面當年6萬人退黨的抗議】

    在施羅德出任德國總理以後，一上任就推出了一個計劃叫2010行動綱領。可以説是對德國的福利制度展開了大刀闊斧的一個改革。據當時的一些數據表明：改革的措施包括失業者失業保險金的發放時間，從32個月減少到12——18個月；養老金的津貼標準在稅前工資所佔的比重從48%降低到了40%；養老金繳費的比例從19.5%上調為22%；退休年齡提高到67歲；參加醫療保險的職工除了繳納保險金以外，就診、領取藥物和住院還需要額外付費。施羅德改革幅度之大，震驚了當時的歐洲社會和德國民眾能夠。

    那為什麼施羅德要選擇對福利制度如此下刀呢？

    在15日即將播出的《對話》節目中施羅德説：我們必須改革我們的福利國家，使那些工作的人能夠承擔的起相關的費用，正在工作的人必須為那些太小或者太老的人，以及生病和失業的人繳納相關的保險費用。第二個理由是全球化，也就是我們的經濟有競爭對手，我們的國家必須應對全球競爭。第三個理由是我們必須騰出一些資金用於教育和科技。

    改革往往都是與普遍老百姓息息相關的，從大道理上講長遠看，改革對國家是有好處的，最終對於老百姓也是有好處的。但是一旦涉及到老百姓的切實利益，也會受到相當大的阻力。這樣的道理，在德國也一樣。

    當施羅德推行這些改革政策、改革措施的時候，當年有差不多六萬左右的執政黨黨員退黨，以此來表示對他的一個抗議，很多人説就是因為他推行的這些政策的原因，也正是因為此原因導致了他在2005年選舉的敗北。

    施羅德：沒有任何理性的替代選擇，現在大家知道當時的改革是必須的，如果是這樣就必須進行改革，即使這會對我們的選舉結果造成不利的影響，我們當然不想在大選中敗北，這對我們是一種風險，我們要權衡的是為了國家的未來直面風險，還是為了再次贏得大選而不冒風險，但是以後人們會説，我們在正確的時候做了錯誤的事情，而不是去做正確的事情，我想較之於不敢冒風險，我們的選擇是更正確的。

    施羅德在《對話》節目現場分析説：要知道，在我們的社會當中如果要去問人們是否必須進行改革,得到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但如果改革涉及他們的切身利益，情況就不一樣了。第二個問題是，在我們的社會當中存在著一個時間差，即在今天做出改革決定的人給老百姓帶來的負面影響，與兩三年之後可能産生的積極效應之間的時間差。往往獲得民主合法性的國家會面臨這種時間差。我知道自己在講什麼，這是改革面臨的兩大難題。但是如果政治家確信這樣做對國家和人民有利，那麼即使有可能在大選中敗北也必須這樣做，2010經濟綱領正是如此。現在這種模式已經在德國獲得了成功，人們也已經認識到，也必須以相似的方式，在歐盟進行改革。

    主持人季小軍認為：現在看來施羅德當年的這些決策和決定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回想當年，相信在推行這些改革措施的時候遇到了多麼大的困難。很多人説這是因為跟施羅德的一個成長背景有關係，所以造成了他這樣的一個性格，非常地有毅力。

    施羅德：首先，我有一個行為原則，只有知道自己來自何處才會明白自己的歸宿，我一直視此為自己的行為原則，包括在個人生活和政治生涯中。另外，如果進行痛苦的改革，可能首先會給很多人帶來負面的影響，但是我們認識到只有科學和教育獲得發展，國家才能獲得成功，我們想繼續保留的社會保障系統，必須順應時代的要求，這正是2010經濟綱領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