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清明上河圖》的創作背景及藝術特色

　　仇英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畫家之一，與沈周、文徵明和唐寅被後世並稱為“明四家”，亦稱“吳門四傑”。仇英擅長畫人物、山水、花鳥、樓閣界畫，尤其擅長臨摹。仇英《清明上河圖》這幅集大成式的巨幅作品，對於我們了解明代中葉蘇州的政治、經濟、風土人情、城鄉風貌、寺院建築等，都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相比于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仇英這幅作品的熟知度似乎沒有那麼高，但是在中國繪畫史上同樣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歷代《清明上河圖》摹本中仍屬精品，兩件作品皆為中國繪畫中的“國寶”。

　　一、吳門繪畫的興起與“明四家”的形成

　　“吳門”是一個地域名稱，史籍中亦稱“吳中”、“吳郡”，即指蘇州地區。蘇州地區在夏商時屬揚州之域。春秋時吳王闔閶即位後，命伍子胥擴城，升為吳國的都城，即今蘇州城的前身，“吳門”名稱由此而來。明代的蘇州府統領一州七縣，凡在此地域內出生和居住的畫家，均稱為“吳門畫家”。

　　吳門繪畫的崛起，是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生活繁榮的直接産物。明代中期，蘇州的工商業極度繁榮，成為江南地區的經濟中心，被公眾推為“天下四聚”之一。所謂“天下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當時蘇州可算得上全國最繁華最富裕的大城市。經濟的發達和財富的積聚，為文化藝術的振興提供了有利條件。明萬曆前後，蘇州以民間畫師為主，專門摹制古畫，主要繪製喬遷、祝壽一類的主題畫，供應各方的求索。在藝術交易的內容中，有字畫的買賣、仿製、臨摹、修補和裝裱，有書籍版畫的刻製刊印，有銅、牙、玉、漆、緙絲、文房四寶等各種工藝品的經營，吸引了國內外眾多客商前來光顧。蘇州地區在此後數百年中一直成為文人薈萃、書畫流通的重鎮。

　　市場的大量需求，是吳門畫家增多的主要原因，也是吳門繪畫形成、發展的重要基礎。 經濟和文化的繁榮也帶來了藝術市場的繁榮，文人畫家公開開列潤格，出售自己的詩文字畫。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也概莫能外。據史料記載，仇英當時賣畫價位在“五十金”到“百金”之間，唐寅也是“閒來寫幅丹青賣”，就連沈周、文徵明等人直至陳繼儒、董其昌等大文人，為人寫序、寫祭文、寫祝壽詞、寫墓誌銘之類的文章，也是為了賣錢。在吳門四家中，特別是在唐寅和仇英身上，出現了文人畫家職業化和職業畫家文人化的特點。藝術家身上有了商人味，對待世事和處理問題也都不乏商人氣，不少明代畫家本身更加市民化。但也並非完全市民化，例如沈周對窮人十分關心，雖然賣畫賺得很多錢，卻家無余財。文徵明的畫“生平三不答應，宗藩、宦官、外國也”，一脈相承地繼承著我國歷代正直文人的清高和憐憫之心。

　　另一方面，明代大量出現收藏家，他們不但藏書，還收藏字畫，這也促進了繪畫市場的繁榮。經濟的繁榮是促進藝術收藏的基礎。蘇州一帶收藏家最為集中，互相間有著師徒、世誼、姻婭、眷屬等密切關係，形成了明代最大的地域性收藏家群體。像文徵明這樣的收藏世家在當時也有不少，成為蘇南、浙江地區獨特的人文景觀。宦官在明代也是有權有勢的人物，貪婪之心比官僚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對江南地區的敲詐勒索，更是無孔不入。很多的名家墨跡被高價買入豪門，也不乏阿諛奉承之徒花重金購買後作為人情禮品。這在客觀上也推動了繪畫藝術市場的繁榮。

　　以上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繪畫藝術市場的繁榮。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正是這些巨商，養活了吳門四家和其他大大小小的文人畫家，就好像揚州的鹽商養活了揚州八怪等一大批畫家一樣。毫無疑問，經濟是藝術市場繁榮的基礎，如果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任何個人或團體絕無能力重金收藏眾多的藝術品。這些皆是吳門畫壇興盛的原因，也是“明四家”皆出自吳門的緣故。

　　二、仇英《清明上河圖》的創作背景與形成過程

　　仇英是一名普通的民間畫工，但勤奮好學，精研“六法”，人物、山水、走獸、界畫等俱能，臨古精深。師從周臣後，擁有紮實的藝術功底。他雖不能以詩自恃，卻能與詩、書、畫兼優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一樣，在藝術上取得不俗的成就，足見他繪畫有與眾不同的特點。

　　仇英的畫精緻秀麗，深得一些收藏家和富商的青睞，紛紛與之交往，或請至家中駐館作畫，或訂件資助其創作，同時為他提供眾多家藏的前代名跡以供觀賞臨摹，這使仇英得以廣泛學習宋元諸家，畫藝更加精湛。當時，仇英應昆山富豪周鳳來之邀，客居其家作畫。周鳳來不僅家境富裕，還是一位知名的收藏家。仇英在周家能讀到大量文獻古籍，臨摹許多古畫，涉獵了許多方面的知識和文學藝術，這使仇英的文化內涵大為提升。由於臨摹古畫，能學到各種流派、各位大家高手的藝術風格，仇英可謂“如魚得水”，汲取各種養料，畫藝得到長足進步。當時，周鳳來請仇英作了《子虛上林圖》卷，以慶賀其母八十壽誕，並以相當豐厚的潤金酬謝仇英。這是一幅應命之作，也是一幅非畫好不可之作。在這樣的情況下，仇英或將《清明上河圖》卷暫且擱一擱，或與《子虛上林圖》相互穿插進行繪製。在《子虛上林圖》上，仇英描繪了各種人物、鳥獸、山林、樓閣、軍隊、旗幟，極其工細精確。文徵明先生還特地為此圖用小楷寫了西漢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賦》，賦、書、畫三者並美，堪稱三絕。

　　《子虛上林賦》的成功令仇英對於巨型畫卷的把握得到了質的提升，所以當他繼續進行《清明上河圖》的創作時，無疑顯得躊躇滿志。就仇英個人的喜好來説，人物畫符合他的口味，也是他的專長。因為他從學于周臣和文徵明，一開始就接觸了許多人物畫，學會了掌握人物畫的準確尺度，以及人物的衣飾、表情和細微神志傳達。在《清明上河圖》中，界畫的使用非常頻繁，畫中許多建築物都用界畫很好地描繪出來。歷代精於此道的畫家很少，誠如古人所雲：“凡寫一樓一閣非難，若至十步一樓，五步一閣，便有許多穿插，許多佈置，許多異式，許多拱楹欄杆，周圍環繞，花木掩映，路徑參差，有一犯重處，便不可入目。”可見要畫好山水畫中的建築物並非易事，但仇英在這方面卻獨有專長，在明代畫家中堪稱“第一”。特別是他在山水畫中用嚴謹整飭的畫風將界畫很自然地跟山水畫融合在一起，給人以精美絕倫的藝術享受。有了這一基礎，他再來描繪《清明上河圖》中的景觀時，便顯得自信滿腹，饒有餘力。
仇英創作《清明上河圖》的時間是嘉靖二十二年，即一五四三年，畫了四年方告成功，他在畫上自題“畫四年始竟”，足見仇英為繪好此畫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表現了驚人的毅力和超群的才華，是汗水和智慧的結晶。仇英能畫出如此標準的青綠山水畫，有兩個條件是不能忽視的。

　　一是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蘇州的手工業有了長足的進步。據記載，當時蘇州城手工業者已有五萬餘人，産品可分為帛、布、剪綵、器用、釀造、品饌和工作共七大類，六百多個品種。筆墨紙硯合成的“文房四寶”的生産，無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新的提高。由於外國商品的刺激，我國的顏料生産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柳芳綠、紅白閃色、雞冠紫、迎霜金、梔紅、胭脂紅等貴重色種，這就為我國繪畫特別是需要顏色作為支撐的類似青綠山水的重彩畫的發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條件。

　　二是私家園林在江南的大量出現，代表了文人山水畫普及的趨勢。造園家們把中國山水畫“咫尺千里”的表現手法，創造性地應用在園林設計上，産生了動人的藝術效果。這些集建築、園藝、繪畫、書法為一體的園林都體現出吳門文人畫家們的審美和藝術創意，美麗的景觀也強化了他們高雅閒逸的情操。經濟繁榮，人傑地靈，這些都為仇英的藝術創作提供了良好環境和必要條件。